步出我们的安稳园
一九九九年中国大陆信仰之旅

李宗虞
（原载《见证》月刊2000年5月号）

1999年10月6日下午三时，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开始了二十三天的信仰之旅。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白保罗教授夫妇是旅行团的领队，整个行程都是由他们预先联络。白教授出生于湖南传教士家庭，在中国内战结束后才离开中国。团员中有三位神甫、三位华裔及三位女士。我们到过上海、贵阳、昆明、西昌、西安、太原、石家庄、北京等八个城市，先后访问了六所大小男修院、七所女修院。团员中对中国文化和天主教会特殊状况的认识并不相同，但每个人都抱着一个开放的心，希望能在复杂的中国政治、社会及教会环境中找出些头绪。所以我们的心要如鸽子般的纯洁，但脑袋却得像狐狸一般敏捷。

了解教会的状况，必须以中国的近代史为出发点，尤其要注意大陆当局的看法。由于邓小平的改革政策，八十年代中国五大宗教才得以重新开放。而在这崭新的观念和容许的矛盾下，无神论领导的宗教信仰才可以有“规范”的发展，宗教成为政策的一部分。中国近两百年受到列强凌辱，到处割地赔款，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情结，自然是团结中国民族的适当管道。从一般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方传教士的工作与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的霸权是同一回事。六十年代文革时期，太原的中国主教都被枪决了，玛利诺会的华理士主教在被监禁了十几年后也遭到驱逐出境的命运。在小学生的教育壁报上画的是：一个鹰钩鼻、凶狠又阴险的洋鬼子，用吸管吸取着中国人的血。干部怂恿小孩子用纸做的刺刀刺向他。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中国人，保持信仰已属不易，更遑论传扬福音了。

朋友们听说我曾去探访大陆修会和修院，都会问：“那不是爱国会吗？”。这次实地探访后，对于爱国会，我也才有了进一层的了解。天主教爱国联谊会是政府资助的半官方组织，政府经由它来监管教会的财产和行政。其组织成员包括教内、外人士，办公室通常设置于教堂隔壁。确保教会运作不受外国势力影响，是爱国会的工作性质之一，因此基督教和穆斯林教也有类似的组织，而国产的道教和本土化的佛教则没有爱国会的设置。爱国会在各地的影响力不一，靠近中央的，组织严密健全；偏远地方则随当地环境而异，有松有紧；在这尴尬结构下，遂产生了地上和地下教会的问题。其实，接不接受教宗在普世教会的领导地位，不是大问题（注：此处指爱国会与地下教会在承认教宗权威问题上不存在特别大的分歧）；理念上基本的分歧点，是在教会运作控制权的问题。

我们有幸参观了不少修院，并与院长和神职人员交流了解，他们大多直率、诚恳；我们也有机会与当地的修生和修女们交谈。我们提了许多问题，而他们问的问题有的也很深刻，如：修女在美国教会中的角色和工作是什么？美国的修会圣召有多少？美国的教区如何跟政府打交道？在追求物质享受的洪流中，美国教会如何传扬福音……等，这也让我们反省到，美国教会不也是有一大缸子问题吗？我们真的不是去传授什么教会秘方，这个信仰之旅是个经验交流的机会。

在整个行程中，在交通工具方面，我们或乘火车、或挤“野鸡”巴士、有时也坐冷气大巴士，甚至搭螺旋桨飞机；住的则都是经济优惠的中等宾馆，除了北京和上海，有些地方宾馆热水的供应时有时无。总之，要体会别人的处境，需先能穿别人的鞋，走走别人的路。多数修院的经济情况勉强可以维持，最缺乏的是师资和图书，神职人员不是八十高龄，便是才卅出头，有严重的断层现象。但最近成立的北京国家神哲学院却令我印象深刻，修生的素质很优秀，教授也出类拔萃，还有几位刚从美国深造回来。在国家的统一教育政策下，修生与所有大专院校的学生一样，要上政治课和受短期军训。这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想象和思考中国现阶段的教会。

团员柯神甫所谓的“临在神学”，给我们很大的激励。他说，我们的临在与关切，便是给这些修生和修女们无限的鼓励和肯定。在西南的修女院最后一天中午的聚餐，有位团员建议大家分散到不同餐桌与修女们共食。我们是远客，原本她们特别给我们这桌加菜。这一来，虽搅乱了饭局，但却让我们有机会品尝修女们平常的吃食，且深刻地体会到天主奥体的意义，而在与修女们道别时更是离情依依。在西北时，有位神甫告诉我们，很多干部不能明了我们天主教，为什么素不相识的教友和神职人员能一见如故，且接受招待吃住。他们之所以有此疑虑，因为他们无法了解基督信仰给我们带来对人的肯定和爱情。

天主教会在乡下与农村的发展，比城市有朝气，圣召也多。城市的组织结构健全，但教友不多，这是个隐忧。当代的西方社会受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影响，金钱成了新天主。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起步虽晚，这现象却一点也不落后。信仰在新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下，必须有新的表达和认识的方式。在农村教有机会看到社会慈善工作的推行。有些地方设有孤儿院，但不是每个地区都准许设置，因为在一胎化的人口政策下，孤儿院变成这个政策的漏洞。令我们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所残障孤儿院，这孤儿院的二十多个院童，多数都有病。有的外表看不出，但看眼神便知道是心智残障；也有几个有严重兔唇而尚未能动手术的孩子。在走进孩子们住的大通道时，有个孩子靠在神甫肩上，哭得很伤心。透过影像口看到这感人的一幕，我在录影机上的手无法稳定。这次，我的的确确步出了我的安稳园，但却觉得很不是滋味。

行程结束的前一晚，每个团员都发表了一些感想。我提了两点：一、必须记住，我们没有机会与地下教会交流。他们的运作与联系比起地上教会自然更为艰苦、更谈不上制度化的问题。二、民族主义在信仰中扮演的角色是先做天主教徒，还是先做中国人？这个问题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很真实的。其实这个问题离不开任何国家民族，只寄望教会能认清时代的讯号善做分辨，提高信仰层次并扩大世界观，才能面对困难，实践是基督福音的教导。教会内如能成熟到此新阶段，外在（国内、外）的指导自然不请自来。基督信仰要在中国生根，只有经过成熟的中国神职人员和教友，积极参与社会工作和实践福音，才能达到。

离开中国前一天，我们有幸能参观座落于北京市党校中的利玛窦墓园，这真是天主的恩宠。汤若望、南怀仁的墓陵就在利玛窦墓园的左右，我们能在因基督之名而来中国、且终老于中国的先贤坟边祈祷，不免感触良多。四百年来，恺撒换了几次，基督的神国却仍待我们争取。离开党校大门时，我们再次向那位警卫同志致谢，他曾客气地为我们指路和说明，我们怎能不以同样互敬互信的态度回报呢？这是何等美善的关系。愿天主多降福中国，早日成为一个互信互爱的民族。而这个好的经验，也涤除了当天清早在北京南堂外事室的“教友”同志给我们眼色所引发的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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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是繁体中文，于是重新输入了一遍，打字的时候等于好好又读一次，感受也比当时看到要深刻多了。 (2000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