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信仰社2001年10月13日专题）

以下本刊发表的三篇利玛窦学术研究文章充分展示了利玛窦是中国基督信仰教会的先驱、奠基人，甚至中国基督教会之父。文章除充分强调了利玛窦的热情外，更体现了利玛窦颇具前卫的传教和对话精神。正是在他和他的同伴们的努力下，中国与西方开始了文化和精神交流，并源远流长下来。这位伟大的耶稣会士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提前贯彻了梵二大公会议精神，努力开拓为当地文化所尊重和接纳的基督信仰。三篇文章的作者为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张西平教授（笔名善渊），长期从事对利玛窦的研究，发表过许多著作。

东方遇见西方，西方认识东方始于大航海以后的葡萄牙人东来。

随着耶稣会的入华，中西文化的交流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当罗明坚返回欧洲以后，利玛窦在中国独撑局面，他成为当时向中国知识界介绍西方文化的第一人。

他绘制的《万国舆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在中国先后被十二次刻印，这足以说明它在中国的影响。这幅地图第一次彻底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夷夏之分”的观念，从时间和空间概念上拓宽了中国人的世界观，极大地动摇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

他和徐光启，李之藻所合译的《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勾股义》，《测量法义》等著作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科学以及蕴藏在科学背后的逻辑和哲学思想，对明末清初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明末时中国思想从“心学”向“实学”的转变，除其中本身的因素以外，利玛窦等人所介绍的西方科学是催生“实学”产生的重要外部原因。

他所介绍的西方罗马拉丁注音开创了中文拼音化的历程，对中文发音系统从“反切”向罗马注音的转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利玛窦开始，以后的入华传教士都把介绍西方科技与文化作为其传教的重要内容。正是通过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中国人开始真正认识了西方文化，西方科学技术，通过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中国自身的思想也开始了变化。

虽然利玛窦本人介绍的科学技术并非完全是西方近代科学，但是他介绍了希腊，罗马文化的基本精神，这些文化对中国是异质的，影响是重大的。

利玛窦不仅仅是“西学东渐”的先行者，也是“中学西传”的奠基人，正是经过他的倡导和努力，中国文化才传向欧洲。入华传教士们把中国的哲学、宗教、科学、技术、艺术等介绍到欧洲，并在18世纪的欧洲产生影响。在西方近代思想和文化的演化过程中，中国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是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入华耶稣会士的努力分不开的。

今天，在中国即将加入WTO之时，在利玛窦入华进京四百周年之时，我们更加追思利玛窦，正是他搭建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使中西方文化相互了解，相互认识。

尤其可贵的是利玛窦在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上是公正的，无偏见的，他以一种平等的态度来看待中国文化，来看待东方文化。这种文化态度是利玛窦留给我们重要的文化遗产，直到今天仍有着重要的价值。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渊源流长，从元代的马可波罗到大航海以后的门多萨，他们的著作在西方产上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但马可波罗没有深入报道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他基本上是以一个威尼斯商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门多萨的《中华帝国史》较为深入和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但他本人并未到过中国，他的书不过是对克路士，伯来拉等人的报导的一个综合。

真正长期深入地生活在中国，并真正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精神的是利玛窦。他的《中国传教史》以亲身的经历，深入地观察和深刻地分析了中国，是第一次全面而深入的报道了中国的著作，它在西方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它是传教士汉学的代表性著作。

他第一个以拉丁文翻译了中国的经典《四书》，他的著作《天主实义》在18世纪已经译为法文在西欧出版。

正是利玛窦的“合儒补儒”政策，他的“适应”政策，奠基了入华耶稣会士对待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

利玛窦为以后的入华耶稣会士树立了榜样，从而使以后的近一百年中在入华耶稣会士中产生了汤若望，南怀仁，艾儒略，柏应理，白晋，宋君荣，冯秉正，钱德明等许多著名的汉学家。他们用中文写下了了近760多部中文经文和著作，用各种西方语言写下近千封通信，近百部汉学著作。

正是这批著作奠基了西方汉学基础。

西方第一个大学汉学教授雷慕沙第一次在法兰西学院教授汉语时，就是用的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的《中国文法要略》，法国早期的汉学家直接受到了冯秉正，宋君荣，钱德明等教内汉学家学术成果的影响。

尽管“传教士汉学”在当时还未成为西方教育体制中的正式学科，但它却为西方专业汉学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没有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大批耶稣会士汉学家的努力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西方专业汉学。

就是今天我们以专业汉学的标准来衡量，利玛窦的汉学成就也是空前的。他共写了中文著作20多部，其中收入《四库全书》的有7部，今天在世界范围内，能用中文写20多部著作的汉学家也不多见。因而，利玛窦所达到的汉学成就即便是在今天也是极其伟大的。

正是在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入华耶稣会士的努力下，在西方的知识体系中才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汉学。今天汉学已经成为西方东方学中的重要内容，成为西方知识界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

在汉学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忘记利玛窦这位汉学的奠基人。我们应该继承他的思想，使汉学有新的发展。

基督教第一次传入中国是唐代，名为“景教”。在唐太宗的支持下，景教在中国得到迅速的发展，曾“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但随着唐唐武宗的灭佛，由于景教过分本地化，从而随着对佛教的镇压，它也就消亡了。

基督教的第二次传入中国是在元代，名为“也和温”（即聂斯托略教）。在元朝的支持下，它发展的很快，甚至罗马教宗还为北京派来了主教孟高维诺。但由于它不在汉人中发展教徒，而只在蒙古贵族中发展教徒，结果随着明朝推翻元朝，也可温也就消失了。

基督教的第三次传入是明末清初时由利玛窦所完成的。利玛窦刚入华时以“西僧”自谓，但随着对中国文化的深入认识，他开始带儒冠，着儒服，并提出了“合儒补儒”，“合儒排佛”的基本路线。

由于对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采取亲和态度，并努力使基督教教义本地化，从而利玛窦的做法赢得了中国士大夫的赞许。从而出现了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样在全国有影响的教徒。

利玛窦逝世以后虽有“礼仪之争”，他的路线受到了批评和冲击，但大多数中国教会还是坚持了利玛窦的路线，从而使基督教真正在中国扎下了根，成为继佛教之后传入中国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外来宗教。

利玛窦所以称为中国基督教之父有以下几个理由：

1. 他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士大夫介绍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基本思路。他曾协助罗明坚撰写了中国第一份“天主十诫”，他曾亲自动手统一了全国通用的经文，“天主教要”。他撰写的《天主实义》则系统地介绍了天主教的基本思想。正是他的努力，使中国基督教有了自己的基本教义和基本理论。

2. 他创造性地理解基督教思想，使其适应东方特点，从而使基督教在不失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与本地思想相结合。他尊重中国人的习惯，允许中国教徒祭祖祭孔，这些使基督教真正在中国得到发展。利玛窦是梵二大公会议思想的最早提出者，是基督教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

3. 他积极推动基督教神职人员的本地化，他在世时就积极吸收中国人入教，并努力培养中国本地神职人员，中国人的第一个主教罗文藻就是由耶稣会的利类思所培养出来的。这正是利玛窦思想的一个结果。

利玛窦已逝世近四百年，但是他的思想仍然是中国基督教的重要思想遗产，直到今天仍然值得中国基督教学习和消化。

今年是利玛窦进京四百周年，实际上也是基督教在中国站稳脚跟的四百年。在这个日子中我们更应珍惜利玛窦所留给人们的这份思想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