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眠华夏

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在北京病逝，享年58岁。依照惯例，客死中国各地的传教士都必须迁葬澳门神学院墓地。利玛窦生前曾有在京郊购买墓地的愿望，而传教士和中国教友更希望得到皇帝的赐地埋葬利玛窦，这就等于认可教会和天主教在中国的合法存在了。经过协商，决定以西班牙籍耶稣会士庞迪我神父(Didace de Pantoja, S.J.) 的名义，向皇帝呈上奏疏。在李之藻修改润色的奏疏中，庞迪我称：利玛窦以年老患病身故，情实可怜，况臣利玛窦自入圣朝，渐习熙明之化，读书通理，朝夕虔恭，焚香祝天，颂圣一念，犬马报恩忠赤之心，都城士民共知，非敢饰说。生前颇称好学，颇能著述，先在海邦，原系知名之士，及来上国，亦为缙绅所嘉，臣等外国微臣，悲其死无葬地，泣血祈恳天恩，查赐闲地亩余，或废寺闲房数间，俾异域遗骸得以埋瘗，而臣等见在四人，亦得生死相依，恪守教规，既享天朝乐土太平之福，亦毕蝼蚁外臣报效之诚。

传教士这份情真词切的奏疏，在呈报、批准、落实的全过程中，是以明末少有的速度进行并顺利完成的。

明神宗本是懒惰成性的人，素来疏于批阅奏章，即使边疆战事危急也难得召见大臣。但他却在第三天及时将庞迪我的奏疏批转给了内阁大学士叶向高，让其按惯例处理。叶向高在南京任职时，与利玛窦等神父十分熟悉，晋升大学士后，在北京私宅中曾两次宴请利玛窦。事前，他从庞迪我送来的奏章副本中了解到传教士的意图后曾表示，尽管传教士的请求是没有一条先例和法律依据的，但对利玛窦而言，则属受之无愧，他将设法促成此事。当皇帝令其处理此事时，叶向高先将奏章交户部办理，后又利用职权，按照传教士们的意愿，把奏章从户部调出，转由礼部处置，因为礼部里有好几位大臣和神父们特别友好。

李之藻及时拜访了礼部尚书吴道南，向这位昔日的老师详细介绍了利玛窦及其传教士的处境，吴道南当即慨然应允。

不出一个月，礼部就向皇帝提交了处理意见。他们在《大明会典》中找到了一条法律依据：外臣来访未达京城而亡者，所在省份负责埋葬；如已到京拜谒皇帝并依惯例领赏者，丧葬费由赏金支付；未得赏赐者，丧葬费由京城地方官府——顺天府出资。礼部在呈文中向皇帝解释说：利玛窦虽然不是外国使臣，但他仰慕中华文化和大明盛世，从泰西远涉重洋来我中国，得皇帝赏赐已有多年；且勤学不倦，著书颇多。因此，可以依照上述法律条例，责令顺天府寻找合适的土地和房屋，使死者得以安葬，他的同伴则可以居住其旁，依其信仰，遵崇上帝并为明皇祈祷。

当礼部的处置意见再次呈报皇帝时，明神宗居然于第二天按例行手续将文件转交阁臣，征询意见；第三天叶向高签署一“可”字，表示可以批准，再次把文件送回到皇帝处，神宗无异议。至此，传教士的请求获得了明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批准。

在办事效率极低的明代，一份公文呈上月余就得到答复，是极为少见的。一直忐忑不安的庞迪我等人闻讯，欣喜有加，认为全知全能的上帝影响了这位特殊君主的心，使他回想起他所接受神父们的礼品以及他那个须臾不离眼前的手提式的钟表。或者，如太监们曾向利玛窦所言的那样，皇帝对能将一束白光分解成七彩光的外国教士，或许也有将土石变黄金的魔力寄有厚望。

《几何原本》利玛窦与徐光启

实际上，明朝官吏叶向高、李之藻、吴道南等人鼎力相助，是促使这件事得以迅速解决的重要原因。当部分官吏以“从无此例”为由反对此举时，叶向高反驳说：自古来华洋人中，“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乎？毋论其它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当然，传教士们也没忘记向处理此事的权贵和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送去西洋新奇物品作为酬谢。

奏章获批准以后，叶向高、吴道南分别给顺天府尹黄吉士写信，嘱其妥善处理此事。黄吉士不敢怠慢，很快勘察指定了四个地方，任神父们选择。经庞迪我等人逐一察看后，选择了位于阜成门外偏北一公里、人称“滕公栅栏”的地方。这里有一处皇宫大太监杨内官的乡间别墅，有四进院落，房屋38间。杨太监因故失去皇上恩宠后，为保存自己的这份财产，悄悄改别墅为寺院，供奉冥府之神地藏王等菩萨，名曰仁恩寺。杨太监被判刑后，房产已被没收，所以又称栅栏官地。黄吉士告诉神父们，作为皇帝的赐物，教会无需付款便可拥有这份产业。

栅栏官地正式归属教会以后，大门门额上，刻上了两个中文大字－－钦赐。礼部尚书吴道南和顺天府尹黄吉士的布告分别张贴在别墅大门外，申明此地已钦赐利玛窦作葬身之地，并利氏之同伴永久居留之所；无神父许可，他人不得进入，骚扰者将受惩罚。黄吉士还领着下属吹锣打鼓地给为利玛窦送来了一方匾额，上书"慕义立言"四个漂亮的大字，另有上款“泰西利玛窦”和落款“少京兆黄吉士立”等几个小字。

从此，滕公栅栏有了新的称呼——栅栏墓地。

此处现在车公庄二里沟，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园内，现为北京行政学院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