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西安关外情
在中国近代史中无人不知的风云人物——张学良，一生的功过褒贬，近年来已随着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与还原，逐渐浮现出不同的轮廓与评价。即将由联经所出版的《梦回西安关外情》即是以小说的笔法，描述他传奇的一生，中广亦据此录制成广播小说剧，于本月中旬播出。联副特节录其中描述“九一八”过后，张学良在东北即将失陷前的心境，带领读者重回历史现场。（编者）
“沈阳会馆”里里外外戒备森严，一股肃杀的气氛弥漫着；秋天里，这种气氛尤其让人的背脊骨觉得冷飕飕的。这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四天，日本关东军的最高层幕僚正在会馆里秘密集会。
本庄繁司令的心情是沉重的，他对于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发动战争的计画事前毫无所悉。本庄繁是在八月二十日抵达旅顺接任关东军司令；事变前两天到沈阳打了个转，又回旅顺去。九月十八日晚上参加了一个应酬，回到住处刚睡下，接到了关东军出击的消息。
本庄繁的目光朝他的部属转了一圈，语气和他的心情一样沉重：
“那天深夜我是在非常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才批准了全面出击的命令……”
说完这句话，本庄繁又看了石原莞尔一眼；停了一会儿才继续说下去：
“整个局势演变到现在，就像当天晚上我所说的，我会对这次的行动负责。但是各位也知道，我下的命令仅限于对东北军的攻击；对于一般民众，不得无故骚扰。今天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
“九一八”的深夜，本庄繁在旅顺召集紧急会议；当时石原莞尔强调，攻击北大营的一个中队遭到东北军抵抗，必须发动全面进攻，本庄繁勉为其难地同意了。从张作霖在世的时候开始，本庄繁和他们父子之间的私交一直不错；他不愿意对张学良造成太大的伤害。
开场白说过了，本庄繁进入了主题：“……今天的会议是要讨论如何决定满洲今后的走向。军事方面我们是控制住了，但是在政治上，我们怎么走出下一步，需要大家提出意见……板垣大佐！听说你们早就拟好了计画，请你说明！”
“是！……”
板垣征四郎是在两年前奉派到关东军担任高级参谋。就如同当年的皇姑屯事件，柳条湖炸铁轨，也是经过精密计画的；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在幕后操控一切。不仅事件本身，连后续的计画也一样，要挑起全面战争；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后续计画实现了。
然而在这个会议上，板垣和石原提出的报告，却延伸到更进一步的谋略；他们师承土肥原贤二当年的构想，要在东北建立所谓的“满洲国”，拱出一个傀儡皇帝。至于人选方面，张学良已被排除在外，他们考虑的是前清宣统帝溥仪，或是溥仪的弟弟溥杰，甚至孔老夫子的后代……
漫长的会议结束了，决定的人选是溥仪；此外还正式作成“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准备提报内阁。方案中非常明白地指出：“满洲国以东三省和蒙古为疆域，接受日本帝国支持；国防与外交事务，由满洲国委托日本帝国掌理……”。
十一月八日，原始的策划人士肥原贤二在天津制造暴动，趁着混乱掳走了溥仪，带到营口软禁起来。第二年二月十八日，满洲宣布独立；三月一日，正式宣布成立“满洲国”，溥仪出任“满洲国执政”，后来当上了“皇帝”。
“田中奏折”里说得很清楚：“从台湾、朝鲜，经由满蒙到中国，这是征服全世界的快捷方式。”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也无论谁在主导，日本正朝着田中奏折里所说的，一步一步往下走。
日本收买汉奸组成“便衣队”在天津暴动，加上日本驻军的公然支持，整个事件进行了二十几天。张学良这时候的态度转趋强硬；在他的运筹帷幄之下，中国军队毫不手软，事件终于平息了。
张学良知道了溥仪被掳走，他心里的懊恼是无法形容的；当于凤至走进卧房的时候，学良劈头就这么一句：“前一阵子我在天津还遇见他了！”
“谁？你说遇见了谁？”
“溥仪，我们的小皇帝！”
“他怎么了？”
“失踪了！听说被日本人藏了起来！……就是这回天津暴动的时候。”
“真的吗？这消息可不可靠？”
“应该可靠。哼！日本人安的什么心，我一清二楚！”
“你是说……”
于凤至也想起了当年土肥原贤二想要变的把戏；她也着慌了：
“没有。这种事，就算他心里明白，嘴里也不好说、不能说。”
“嗯，那倒是真的……”
事实上早就有一些蛛丝马迹；“九一八”之前，在日本读军校的溥杰就听说过，日本军人当中的激进派想要设计他哥哥回满洲主政。
于凤至这时候跟她丈夫一样关心“小皇帝”的动向：
“说了些……那天是在饭店里吃早餐，我看见他一个人进来，所以说话没顾忌。我劝他把还跟在身边的那些『前朝遗老』给辞退掉，劝他到南开大学、或者到美国去读书……说起来妳也许不相信，我甚至告诉他：时代变了，共和是必走的路，帝制不可能复活。假如有一天中国要选总统了，他可以出来竞选，但是如果他老是跟某些人在一起，还老想着要过皇帝梦，搞不好连脑袋都要搬家！”
“哦？那你说得够明白了嘛！……他怎么说？”
“他什么也没说！”
“唉！……”于凤至深深叹了口气，她觉得自己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夫妻俩的感触是一样的；但另外有一件事她非说不可：
“汉卿！报上那两首诗的事情，小妹已经知道了！”
“嗄？她知道了？”
“我不早说了？这种事只能瞒住一两天，她早晚会听人家说起的！”
“这……”
“她问我，我只好照实说了；而且把你不愿意让她知道的好意也解释了。”
“嗯……我得看看她去！”
“我刚从她房里回来，这会儿她正哄着孩子睡，我看你就明天再说吧！”
“可是她……”
“你放心，我已经先安慰过她了；她倒是挺能看得开……也许她把那份难过藏在心里。我常想，小妹年纪轻，可是世故得很！”
学良没再说什么，他走到起居室里，点燃烟管。他的鸦片瘾曾经用含有吗啡的针剂戒掉过，
那是十一月二十日，上海的《时事新报》刊登了两首诗，题目是《马君武感时近作》: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九一八”之后，国内有许多人对张学良的“不抵抗”相当不满，一些媒体甚至给他封了“不抵抗将军”的名号。张学良自然觉得委屈，但他无法为自己辩驳。再加上东北局势愈来愈坏，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和辽宁省政府早在事变之后第五天迁到了西南角的锦州。情势如此，张学良哪有可能辩驳些什么？
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这两首〈感时〉的诗，就是在这么一个谴责张学良的心境之下发表的。
诗里的“朱五”，是指朱湄筠，曾经出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的第五个女儿，也是张学良秘书朱光沐的妻子；“蝴蝶”指的是当红的电影明星胡蝶，而“赵四”当然是赵绮霞。
当时有不少传言，说张学良“九一八”晚上是跟胡蝶在跳舞；又说朱湄筠跟张学良之间的私下来往已经到了“狂”的地步。至于赵绮霞，更成了大作文章的好题材……
跟张学良过不去的人，拿马君武的这两首诗到处张扬；同情张学良的人，则认为马君武上了日本人的当，因为那些谣言正是日本人办的报纸最先制造的。
张学良自己心里非常清楚，对于“朱五”，他绝不是那种“吃窝边草”的小人；至于翩翩的“蝴蝶”，则在马君武两首诗发表的第二天，透过她所属的“明星电影公司”，在上海的《申报》刊登了辟谣的启事。胡蝶很明确地指出，她是在“九一八”的第二天才随着影片《啼笑因缘》的外景队到了北京；而且她从来没见过张学良……
然而这些都不是张学良放在心上的，他这会儿坐在赵绮霞身边，两只手紧紧握住她：“委屈妳了，一荻……”
绮霞没说话，仍是她那特有的浅浅的笑，但那笑却是苦苦的。
“都快三年了！看来……我的一句『对不起』得说一辈子！”
听了这句话，绮霞泪水到真的流了下来；学良松开手，掏出裤袋里的白手帕替她擦着：“别哭！看着妳哭，我更自责了！……一荻！妳要坚强！妳会的，告诉我，妳会的！”
“我会，我当然会坚强！”
绮霞把手帕还给学良，长长地吁了口气；她走到梳妆台前，从小抽屉里拿出一张纸，递给学良：“这是我昨天晚上给自己写的。”
学良低头看着：
我不计较，更不悔恨，只因为我有了两个“他”……
绮霞低头看着小床铺里还不满周岁的儿子闾琳，又抬起头看着学良；她再一次露出浅浅的笑。这一回，那笑里除了苦，还盈着几许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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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顺王府这天来了一位很特别的客人；穿著便服，但却是日本关东军少佐的身分，侍卫把他引到张学良的办公室。
“报告总司令！本庄司令向您问好！”
是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派来的人，他们还习惯于以前对张学良的称呼；张学良低头看了一眼对方递给他的名片：“谢谢！山田少佐！请坐！……本庄司令好吗？”
“他很好，谢谢总司令关心！”
“九一八”之后，学良对本庄繁的感情是极其复杂而矛盾的。本庄繁和张作霖父子的交情一直不错，但关东军却在他接任司令之后发动了侵占东北的战争；这一点无论如何无法让学良释怀。
学良也明白，把一切的国仇家恨记在本庄繁头上，似乎并不公允，但他能从心里抹掉那一笔一笔的仇与恨吗？“九一八”过后没几天，本庄繁就透过学良一位外交方面的高层幕僚解释过，说攻打北大营不是他的意思；但那解释有用吗？就像自己的孩子把邻家孩子打得遍体鳞伤，然后告诉邻家的父亲“那不是他的意思”；难道被打的孩子只好自认倒霉？难道做父亲的没有一点管教上的责任？学良的情绪一下子几乎控制不住，但他还是忍着；两军交战、不杀来使，最起码的礼貌还是得维持。
山田少佐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
学良没说话，接过信之后立刻就拆开看了；信的开始大概是一些问候的客套话，也可能重提了对“九一八”的遗憾。学良起初没什么表情，但看着看着，他脸上的肌肉开始微微抽搐，像是在拚命压抑着什么，最后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学良抬起头，望着一旁的侍卫：“去请两位夫人来！”
侍卫应声而去；学良沉默着，山田少佐也沉默着。不一会儿，于凤至和赵绮霞进来了；学良让她们坐下，这才重新面对这位关东军司令的使者：“我请我的两位太太来，是要让她们当面听清楚我跟你说的话；一方面请他们做个见证，另一方面嘛……这件事情多少也跟她们有关！”
“是的！总司令！”
山田少佐不明白学良的真正用意，于凤至和赵绮霞也对这个场面困惑不已，她们甚至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正在纳闷，学良说话了：“凤至！一荻！这位是山田少佐，本庄繁司令派他来的。本庄司令给了我一封信，信上说，他对于关东军占领东北的事感到很遗憾，他特地把我们在沈阳家里的财产运来了，要还给我们，……山田少佐，是不是这样？”
“是！是这样的！……报告二位夫人，本庄司令晓得总司令在沈阳大帅府里有许多很值钱的东西，因此特别交代我们非常小心地把这些东西整理好、统统装在安全的木柜和箱子里，用火车运到北京来，一共有两节车厢……一点也没有损坏，现在都在火车站，由我们的士兵看守……”
山田恭恭敬敬地说完，学良接了下去：“是山田少佐负责押运到北京的，我们很感谢！……但是少佐！请你再辛苦一趟，把这些东西运回去！”
“嗄？总司令！您是说……”
“我请你把这两节车厢里的东西运回沈阳去！否则我把它们就地烧了！”
“这……”
“请你告诉本庄司令，他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无法接受。”
“这……可以请总司令告诉我原因吗？”
“可以！……我告诉你一个故事。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听说有一次华盛顿从外面回来，发现他房子门口除了原来的一名警卫，还多了几名士兵；一问之下，才知道是他部下的好意，派士兵来保护他的房子。华盛顿当时非常生气，他把那名部下找来骂了一顿，说他带领军人打仗，是为了一个理想、是为了与敌人作战，不是为了保护他的房子；他说，这么做等于是在侮辱他！……山田少佐！你听懂了这个故事吗？我现在的感觉也一样，我觉得你们这么做是在侮辱我！”
山田少佐听完这段话，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看了看学良，又看了看两位夫人；正尴尬着，学良突然站了起来：“请你回去告诉本庄司令，我非常谢谢他的周到，但是如果他真的对关东军的作为感到遗憾，那么他该归还的，不是我个人的这些财产，而是属于中国人的整个东北！……少佐！你请回吧！”
学良说完走到窗户前，背对着不知所措的山田少佐，直到听见那双皮靴的声音消失在门外……
学良转过头，于凤至和赵绮霞看见他眼里的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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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东北军司令部临时所在地的锦州，遭到关东军的全面进攻，日本甚至出动飞机轰炸；局势急速恶化，危在旦夕。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向南京的中央政府告急，却意外地接到一项新的指示：不再是“不抵抗”，而是“全力防守”。
但是谈何容易！东北军在一连串的退却之下，士气早就一蹶不振，而且在武器装备上又远不如日本军队；一九三二年元旦刚过，锦州也失守了。一个月之后，另一个重要的城市哈尔滨也沦陷了，东北整个完了。三年前东北易帜、全国统一之后，中央把热河也划入张学良的辖区，“东三省”成了“东四省”；这时候勉强算起来，只剩下了一个热河。
张学良一面哀恸于故乡的沦失，一面要承受仍然接踵而来的各方指责，就在这时候，中央政府新科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到了北京。
不久前，南京又发生政争，导致蒋介石辞职，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接任行政院长。汪精卫在“中原大战”时和支持蒋介石的张学良结下梁子，这回到北京来，彼此间的嫌隙丝毫未减。
汪精卫带了一封蒋介石的信，信里让张学良和汪精卫就日本军队的长驱直入商讨对策。
会谈一开始的气氛就不很好；两个人针对当前局势各作分析之后，汪精卫直截了当地提出尖锐的问题：“你因为守土不力，引咎辞掉国家三军副司令的职位，这一点也许我们能够谅解，但是你改任了北京绥靖公署主任，这北方的整个大局还是在你手里，你打算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不就是一句『不抵抗』吗？”
“那锦州的事你怎么说？”
“命令来得太晚，整个部队的元气早就伤到底了，弟兄们虽然还是拚了命，但实在守不住，只能放弃。”
“那此后呢？难道你就一路弃守下去？”
“当然不是！但如果要打，就得各方面配合；光靠我在这儿独自撑着，这仗怎么打？”
学良心里的那股气，是长久以来一直呕着的；从“九一八”开始，他何曾不想打？那是自己的故乡啊！但中央的命令永远只是不变的三个字：“不抵抗”，他能怎么做？而且，诚如学良这会儿说的，要打就得各方面配合；光靠他一个人，能撑得住吗？但他的话汪精卫似乎听不进去：
“怎么顶？……就算这场仗得打下去，那也应该是全国一起打！我请问你，政府对于跟日本人作战，究竟有过什么样的准备？有没有打赢的把握？”
“老实说……没有！”
“那凭什么只让东北军去打、去拚？”
“那是因为……目前政府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假如你能够继续打下去，政府就可以有个说词……”（
才抵挡了十天，三月四日热河就失守了。西北军根本不按照部署计画行事，更不听从命令；而当最后一批部队从承德撤退之前，汤玉麟早就带着几卡车的财产家当跑了，一切就那么无奈地、完全在预料之中。
三天后，张学良引咎提出辞呈。蒋介石专程北上，三月九日在保定火车站停靠的专车车厢里约见；由陪同的宋子文辗转地暗示要张学良彻底下野、完全退出军事和政治圈子。两天后，张学良发表通电，向全国请罪：
……在东北保持中国的主权，是我已故的父亲和我共同的奋斗目标；我父亲已为此事献身……“九一八”危机爆发时，我被困在北京的病床上，但我相信向国联呼吁，能够得到公正裁决……热河战事中，将士们始终履行职责，数万人为国家牺牲……最近与蒋委员长会晤之后，使我愈加相信，我此时辞职，是巩固中央政府的最佳方案……
通电发出的第二天，张学良带着家人和几名亲信，搭飞机离开北京，到了上海……
然而那天从保定回北京的火车里，学良曾经那么无望地痛哭过；随行的端纳安慰他：“要做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勇敢、坚强。”
这会儿在客厅里，端纳又拿另一件事揶揄学良：“幸好你真的觉得有了一段新的人生，……否则我在医院里挨的那一拳就太冤枉了！”
“哦？那现在你就还我一拳！”
学良这回是笑出声音来了。那是到了上海之后，学良在张伯苓和宋子文的劝说安排之下，住进一家外国人开设的医院，由一位德国大夫使尽最狠毒、但也最有效的方法，把学良的鸦片烟瘾完全戒除了。戒毒的过程是很难受、很痛苦的；有一天学良为了一件小事拿端纳出气，揍了他一拳。想着那一段时间的煎熬，学良说出了他的感触：“还好戒掉了；要不然，这一辈子就只能拿自己活生生的肉体，永远让一样死的东西摆布！”
正说着，于凤至和赵绮霞走进客厅；于凤至搓着手掌：
“好不容易才让小家伙们全睡下了……哎？你们什么事聊得这么开心？”
“没什么！一些不足与外人道的小事！”
“外人？……好啊！你把我们当外人？小妹！看样子咱们俩都得出家当尼姑去了！”
“大姊说得对！汉卿！这句话你可说得太过分了！……大姊！是妳罚他？还是由我来？”
“好了好了！我斗不过妳们姊妹俩，成了吧？……”
三个人笑成一团；真是另一段人生！端纳陪着笑，心里对自己说着。
笑够了，学良发现自己手里捧的茶凉了，他站起来，到角落的高脚几上续了热水，回过头望着“姊妹俩”：“都准备好了？”
“都好了……反正托运的早就打了包，就几件手提的。我刚才还跟小妹说，这趟出去，大概穿不着中国的衣服了……”
于凤至的话，引起了淡淡的离愁；赵绮霞的眼眶有点红，她别过身子。
明天就要上船了；几时啊！东北的老家，苦难的中国，几时才能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