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居半世纪 煎熬中抱持希望
【中国时报 2002年6月9日 本报记者／林博文】

从张学良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在南京日记上写着：「余深信余有见我故土之一日」，到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在新竹竹东深山井上温泉写下：「死里求生，改头换面」的句子；从宋美龄、蒋经国长年对张学良的丰厚馈赠和嘘寒问暖，到蒋介石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警告少帅不准收听中共广播和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大溪当面对少帅表示西安事变造成国家太大损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蒋家是以宋美龄和蒋经国扮白脸、蒋介石扮黑脸的方式对待张学良，让少帅的物资生活无虞匮乏，同时又使少帅对自由时存渴望，但在渴望中又有满虚幻的影子。

张学良的身心，就这样在半世纪幽居岁月中饱受煎熬。哥伦比亚大学日前公布了张学良的全部日记，供各界参阅、研究。

张学良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陪同蒋介石飞赴南京，暂住宋子文和孔祥熙公馆。年底被军事委员会组成的军法庭予以军事审判，宋子文安慰少帅说：「这不过是一形式，没有关系，不会有他。」

军事特赦 私刑难逃

少帅被判十年徒刑，蒋介石向国府请求特赦，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国府委员会议一致决议通过：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结果，蒋介石以「私刑」管束少帅五十年。在国民党军事史上， 张学良和孙立人成为蒋家家法下长期失去自由的两位高级将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亦曾被蒋扣留于南京汤山。

一九三七年元旦，张学良在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国民日记〉本上，用钢笔写下「提要」：「读旧约创世纪一篇，余身体不甚自由，但余精神十分自由，并甚畅快，知人静思真自得力。」在当天日记上，少帅感慨地写道：「呀！二十六年的元旦了！不只失地未复，而国权日衰，就是我今日之处境，百感交集！但我是中国人，我是个丈夫，悲愤是无用的！只有不顾一切，不怕一切，冲出一条血路，打倒我们的仇敌日本帝国主义，然后中国才有复兴的机会。昨夜梦中过新年，同乡二人来访，述及亡国衰家之苦，大家相对泣，恐非东北人不知个中滋味。因梦中涕泣，被看守我的人，将我叫醒，我心中十分惨然。」一月二日日记：「余鲁莽孟浪，国难家仇，不知何日可雪？天下无难事，只怕不诚求。余深信余有见我故土之日。子文来一函慰我。」一月五日日记：「对于圣经，读之不感兴趣。」六○年代初，在宋美龄劝说下，少帅夫妇开始研读英文圣经，宋美龄本想请曾约农（哥大张学良口述历史写成曾约龙），因交通不便，少帅住高雄西子湾，后改请蒋介石当年的英文老师董显光。日后，少帅变成虔诚基督徒。一月六日日记：「早要报纸看，不允。」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张学良从南京移至蒋介石故乡奉化溪口雪窦山软禁，在此地待了十个多月。在南京、溪口幽居期间，少帅比较自由，探望他的人物特别多（包括汪精卫）。

多言任性 积习难改

二月十二日，少帅在日记上用大字写道：「多言、快口、任性三事不能改，余须远离繁世，何日能改，何日才可出世。」终少帅一生，他显然未能改掉「多言、快口、任性」的习性，在软禁时期，少帅就因这三个毛病而屡遭警卫特务打小报告。二月十三日日记：「读胡适《戴东原哲学》，胡之文理明晰，考据精详，如我在山久居，拟请胡来一玩，未知肯来否？」少帅认识胡，但在西安事变爆发时，胡曾撰文批张，傅斯年骂少帅骂得更厉害。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四日日记：「凤姐（少帅元配于凤至，比少帅大四岁，一九九○年逝于加州，终年九十三）来，怨我鲁莽，余言余知罪矣，请勿再言，增我杂感（？），余愿不听已过之事。」三月十三日，银行家贝淞荪（祖诒）偕妻子蒋士云到雪窦山看少帅，住了一晚，蒋士云是建筑师贝聿铭的继母，是赵四的「情敌」，现已九十岁，住纽约。少帅在三月十五日日记上写道：「至雪窦寺散步，见愚妇愚夫，十分可怜，辛苦所得，供给不生产的和尚们。」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日，张学良和代替于凤至陪伴少帅的赵四，由一架坐满警卫的专机飞到台湾，在草山住了一夜，第二天即开往新竹县竹东镇的井上温泉，后改名清泉，当地客家人称之为「烧水」。少帅和赵四就在深山里的井上温泉日本人兴建的房舍中，一住十一年！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搬至高雄西子湾石觉的房子。少帅行动完全受三、四十人组成的警卫队直接控制，警卫队听命于总统官邸和情报局，警卫队长为刘乙光，少帅日记中的「老刘」，他也是少帅和官邸的联络人。

老蒋下令 禁听广播

少帅在刘乙光或其它安全官的陪同下，可以到郊外野营（如到新竹青草湖、灵隐寺和附近的一同寺逛逛，也可以到台北旧书店和一些商店购物，有次即到旧书店买一部蜀刻明版的陈寿《三国志》，送给蒋经国。）赵四行动比少帅自由，少帅夫妇有病常会看当地台湾医生，如赵四看过新竹火车站附近的谢妇产科（现已关门）；少帅则化名「韩青」看过高雄吴基福眼科，吴基福日后当上立法委员，曾创办台湾时报和旧金山远东时报，已故。少帅在井上温泉时，如要上台北或到新竹，都先坐军车（吉普）到竹东换轿车，从外地返井上，也在竹东换军车。当时张学良三个字在竹东一带如雷贯耳，大家都知道他被蒋介石关起来，但甚少人知道为什么。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刘乙光到少帅书房带来蒋介石的警告。老刘说，蒋于十三日单独召见他，要他面告张学良两件事：一、不准收听中共广播，二、不许和警卫人员接近。蒋并问老刘有关少帅的身体、读书、年龄。少帅听到，吓坏了，他在日记上写下：「余在心中反复思维，深自内省，当痛下一番功夫，方不愧对斯人也。」第二天，少帅又和老刘谈蒋的警告，少帅说他要「死里求生，改头换面，作一番复活功夫！」

出山遭拒 至为难过

一九五六年，蒋介石准备写一本《苏俄在中国》，组织了一个写作小组，由陶希圣总其成（陶亦为蒋写过《中国之命运》）。十一月二十日，刘乙光对少帅说，他前天连夜赶上台北，系被总统召见，叫他告诉少帅写一篇西安事变与共产党勾结经过。少帅在日记上说：「（蒋）再三嘱咐要真实写来，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言后又再告刘嘱余要安静。余听闻之下，百感交集，十分激动，决心不计个人利益、详述前因后果，但二十年已（矣），已数年从不再忆这个问题，真不知由何下笔。…… 兴奋过度，前思后想，反复追思，一夜未能好睡。」到了十二月三日，少帅已大致写好，刘乙光又说总统希望少帅写至离陕为止，少帅对老刘说：「关于那时之事，总统知之详矣，余实不忍再回忆录写。如总统指示，余当详为，述写单一章。」十二月六日，缮就完毕托老刘带至台北；十二月十一日，老刘告少帅，蒋经国把稿子留下，并说蒋经国「嘱余将西安事变一段续上，余真不知如何下笔：不能不写真实，又不能不为长者讳，夜中未得好睡，再四思量，已得写法，真而讳可也。」后来少帅将呈给蒋的西安事变专函，改为〈西安事变反省录〉，蒋嘱少帅亲笔抄写。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蒋经国托刘乙光带一本《苏俄在中国》给少帅，并要少帅写一篇读后感。张学良所写的〈西安事变反省录〉的部分内容，被纳入《苏俄在中国》里面。一九六四年七月台北刚创刊的《希望》杂志，刊登《西安事变反省录》摘要，题目改成《西安事变忏悔录》，张学良很是生气。少帅又奉蒋介石之命，写了一篇《杂忆随感漫录》。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叫刘乙光带一本《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给少帅，老刘说这是总统亲手写给他的，少帅说：「我接受之下，不觉泪下。」蒋又叫刘传两句话给少帅：(1)共产党必败，(2)张学良对反共抗俄会有贡献。被拘十年的少帅，很想离开牢笼，到外面活动，他叫刘乙光请示蒋介石可否让他去受训，蒋先说好，再言需要布置一下，最后则予否定。蒋的理由是：「因恐外间之人有些不谅解，贸然从事，万一引起误会甚或引起风潮，或有人对我（指少帅）侮辱，反而坏事。」总之，蒋介石不愿少帅抛头露面，他希望少帅生活在一个人家看不到他、他也看不到人家的地方。蒋总是以「外面有很多人对你不谅解」为由，拒绝少帅出山，少帅说他「听闻之下，深为难过。」

日记为文 戒慎恐惧

张学良根本不知道蒋介石完全没有让他重获自由的意愿，但他知道他的一言一行都受监视，少帅是聪明人，他连日记上提到「总统」这两个字或「老先生」这三个字，前面都空一格，以示尊敬，在日记上行文用字亦小心翼翼，生怕出事。打从一九二八年东北易帜、归顺中央开始，张学良与大他十四岁的蒋介石，应有一些感情，所谓「关怀之殷，情同骨肉」。在〈西安事变反省录〉（即忏悔录）中，少帅说：「方当良（少帅自称）归国之后，蒋公对良特殊礼遇，有三事，没齿不能忘者：一、蒋公令良同车，往见汪兆铭（精卫）于其宅，汪不在，而蒋公亲告其阍者，嘱告知汪，言张副司令曾亲来拜访，此等苦心，良深为敬感。二、某日同车，蒋公戒良勿再事荒嬉。三、任良选择某项工作，挽回国人之观感，以增声望，此三者，已超越部属关系，非情同骨肉，何能分此？」

然而，骨肉之深情却因政治恩怨而蜕化为仇恨。西安兵谏，使蒋的自尊受到空前伤害，政治事业亦因而受创，因此他宁可让少帅有吃有穿，但绝不放他。张学良幽居五十年后，从满头青丝变成秃老头，一辈子就葬送在蒋为他画定的圈圈里，难怪他要在口述历史中痛批蒋介石。在少帅日记上随处可见宋美龄今天送大礼（蒋夫人送礼殷切，多少带有一点愧疚之情）、蒋经国明天送小礼，但蒋介石就是不让少帅自由。

九○年代 始获自由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宋美龄召见少帅，少帅在日记上说：「临行她说我的问题，时间还要久哪，我须要有忍耐，我人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愿我多作祷告。」结果，张学良在九○年代才开始另一个生命的春天。

Excerpts from   主恩天高厚
【中国时报 2002年6月9日 郭冠英】

蒋对张有气，张对蒋有怨，中间还夹着蒋夫人兄妹，关系极为复杂。我以一个亲灸身教又深受教训，也把史料大致看过一遍的人，愿客观地对几个问题做点合理的推断。

事变后，蒋看张仍拥护他这个泥菩萨做领袖，加上太太也劝，故认为张仍爱护他，被释后到洛阳第一句话就是，「张副司令哪，要好好照顾他。」张为这话感动一辈子。但蒋回到南京，新仇旧恨齐上心头；稍后赴溪口养伤，邀张一见，事后蒋这么写着，「汉卿胆小怕死，狡狯胡涂，诚不可理喻也。」后来徐永昌去看张，也认为张无悔意，不可轻放。

一九四一年圣诞节，宋子文致信蒋介石，要求释放张，言词恳切，蒋则回文，「汉卿思想与心理至今仍未改变……恐此时一经出外，他受反动份子包围，于国与彼皆属不利。」蒋后来认为张已不可用，但「杀之不忍，放之不甘」。

张曾认为可能复出，就想做个好学生，但不能复出，又不上课了。一九五六年，张学良以为可能放他，还想进革命实践研究院受训，蒋要他写一份书传来，张就把蒋写得极尽伟大，说蒋「风采英俊、豪壮沉毅，谈吐非凡」。但到晚年，对蒋的怨恨宣泄而出，可能是对自己曾卑微地求蒋而终不得复宠，引以为耻，故又把蒋评得一文不值。

张说蒋不放他是他主张抗日，其实，蒋不放张是对张灰心，怕他又乱来反乱了抗日大计。张是很想抗日，七七事变后他屡信请缨，极其感人，但蒋仍不允。

张对共产党的褒贬，与他对蒋之爱憎有正比关系。他在一九三六年非常亲共，五○年代又大骂共产党。而邓颖超九一年致信邀他返国，他亲笔回信说，「无限欣快。中枢诸公对良之深厚关怀，实深感戴。良寄居台湾，遥望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但终未成行，此事推测甚多，我看还是他这个人浑，变来变去，到最后他说，「我就是共产党。」到底有多认真？也难判定了。

张学良讲蒋夫人威胁蒋「不得对那小家伙不利，否则我离开中国，揭露你丑事。」张弄错了。这是在民国廿五年事变后，宋子文怕蒋背信杀张而对蒋说的话。民国卅九年张致信请蒋夫人不必舟车劳顿来看他，不到半个月，蒋氏夫妇就在大溪头寮接见张，这是迁台后第一次见面，也是事变后第二次见面，至此可说张已无性命之忧了。

五○年代蒋在大溪又见了张一次，认为张对共产党的看法确已改变，就放他回台北，我问蒋到底对他说了什么，张说，「我不告诉你。」

张学良在反省录和自传中都说亲见蒋的日记，知蒋对抗日问题有坚确的决心。但蒋经国的机要罗启却说，张有次中秋节喝了酒对他说，「罗参谋，我没看过蒋的日记。」我后来问张，到底看了没，他说，看了，但更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