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口述历史 痛贬蒋介石
中国时报 200267日/本报记者 林博文

因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而遭幽禁半世纪的张学良,在五日正式公开的口述历史中宣泄其积压五十余年的愤懑、怒气与怨气,痛贬蒋介石的人格与事业,称蒋介石在近代史上的作为只有北伐和建立黄埔军校,对抗日、对台湾都没有贡献,晚年的思想像袁世凯,想做皇帝,但魄力不及袁。

张学良(少帅)在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开始的一系列访谈中,一扫过去对蒋介石含蓄批评、谨慎恭维的作法,对他的老长官猛烈开炮,而且炮火猛烈。一九七五年蒋介石去世后,张学良曾写了一副「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挽幛悼蒋,并称蒋对他是「白粉知己」,但在四千八百页的口述历史中,少帅对蒋几乎没有一句好话,这显然是少帅整部口述历史纪录最凸出也是最令人瞩目的一点。

张学良说:「我的判断,蒋先生讨厌我极了。所以后来蒋先生不能让我自由的原因,我是主张抗日,假如我要(是获得了)自由,那抗日的功劳都是我的。换句话说,我是他(的)一个大敌手,政治上的大敌手,他把旁人枪毙了,把陈仪枪毙了。」访问者提到:「我们在可大图书馆看见很多书,是说蒋先生对台湾的贡献。」张:「那大概都是国民党写出来的,要说蒋经国对台湾有贡献,我承认。蒋先生有什么贡献?」访者:「那你说蒋先生对中国的贡献?」张:「那是北伐、黄埔学校,没有旁的。」访者:「抗日胜利?」张:「那也就是那样说,蒋先生那不愿意(放)我出来。」访者:「为什么?」张:「我主张抗日的。在蒋先生心里,他(的)第一敌人是共产党,而我(的)第一敌人是日本。」访者:「您说他那时不抗日,是不是希望妥协?」张:「不是那样讲。能保持他(的)政权,他什么都……。第一个问题不是抗日不抗日的问题,明白(吗)?所以他的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只有共产党能把他弄倒。」

抗日与反共 蒋为保政权反共摆第一

张学良说,澳洲籍的政治顾问端纳说蒋介石是个骡子,很难跟他讲、很难把他说服。少帅又说:「蒋先生这个人,我批评他,他要(是)有机会,他真能(会)当皇帝。他的思想非常顽固,旧的思想,不是当代的思想,蒋经国就不同,所以我可以说,到台湾以后,要不是蒋经国,蒋介石就没有了,现在也是没有了。」少帅表示:「蒋先生没有中心思想,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他自己,(我)本来很尊重蒋先生,但后来不尊重,因蒋先生完全是自我主义。」少帅说那是「唯我的利益独尊主义」。在西安事变谈判释蒋期间,蒋较器重宋子文,但少帅说:「那是另一回事,利用他。蒋先生这个人就是这样,我用你的时候就……。(宋子文的情况)也跟我一样,蒋先生用我的时候,他就拚命地……。说不要你,就不要,蒋先生这人就……。」少帅讽刺地说,蒋介石是个投机取巧型的买办、好吹,什么「几年准备(反攻)、几年成功」,这样只会失信于民。少帅和张夫人赵一荻(赵四小姐)都不认为蒋介石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经国与台湾  经国先生对台湾有贡献

张学良很不客气地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发表的《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都是假的」。过去盛传少帅看了蒋介石西安日记,而大受感动,「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事实上是蒋嘱文胆陈布雷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在杭州新新旅馆辟室杜撰,八易其稿。少帅批评蒋介石唯我独尊,一定失败,他说:「蒋先生什么都没有,蒋经国还留下点东西,蒋先生留下什么?没有。」又说:「蒋先生后来的思想很近似袁世凯,可是没有袁世凯那么大的魄力。袁世凯想当皇帝,他也想当皇帝,(但)袁还是个人物。」

少帅说:「从中国历史上你(来)看,皇帝、首领是大多数北方人!宰相是南方人,南方人比较窄小,蒋先生这个人就是比较窄小。你看他用人,他自己的亲戚和他自己有联系(关系)的人,就特别好,不是跟别人平等待遇。」

张学良口述历史最具可读性的就是他对中国近现代政治人物的看法。除了蒋介石,不少人被少帅点名,他说蒋纬国是个「小丑」,他是日本人生的,他的妈妈是个下女,他是谁的儿子他不知道,是这个下女生的,他自己也不在乎。所以我说这个人二佰伍,这个人脑筋不太好,不是挺清楚的……他(的)野心也很大,他有一回要竞选副总统的……。」少帅对宋美龄并无微词,但与少帅一起接受访谈的张夫人赵一荻(赵四小姐)说,到台湾不久,宋美龄介绍董显光教张氏夫妇研习英文圣经,赵四小姐说,董显光也是他们派来考察少帅思想的。张学良说,孙夫人宋庆龄曾责怪他「为什么还不反蒋」!他说宋庆龄是彻头彻尾地亲共。少帅又透露,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释放蒋介石这个日子,是宋美龄、宋子文挑的,以做为圣诞礼物。

少帅说他很不喜欢孔夫人宋蔼龄,他说,宋蔼龄是「坏蛋」,对他态度不好,她说:「这小家伙(指少帅)捣乱得很,你要不整他一下,他是捣乱,你们不能放松他,应该惩罚他。」少帅透露,张家和孔家差点变成亲家,他说:「原来我们想做亲,他要我的儿子娶他的孔大小姐(孔令仪),要娶的话,你要保证不娶姨太太。我说我儿子的事,我不能保证。后来他儿子(孔令侃)想娶我的大姑娘,我说我也不能反对,也不能赞成,最好让他们两个在一起呆呆(相处)。」少帅说他看不起孔令侃,也看不起孔祥熙,他说宋子文和孔祥熙不合,他和宋子文则是好朋友。西安事变时,宋子文曾拍胸脯说姓宋的不说瞎话,一定保证少帅自由,结果宋子文陪少帅到军事委员会受审时,有人骂宋子文:「你说姓宋的人永不说谎,怎么到了现在这地步。」宋哑口无言,少帅则说他听了「很难过」,但谅解他。少帅说宋子文并没有「担保」他的自由,他说:「宋子文他怎么能担保,他怎么敢担保呢?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外头说话连一点影都没有!」少帅又说,他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后,有人主张枪毙他,宋子文就对蒋先生说如你把少帅枪毙,我就把你的事抖落出来。但少帅并未进一步说明宋子文要抖落什么事。

中国近现代军政人物中最被少帅看扁的是何应钦。王新衡尝对少帅说,蒋介石不用人才,只用奴才,少帅说何应钦就是一个奴才。他说,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安方面知道南京有些人有野心,想借机除掉蒋介石。少帅说他知道何应钦有很大的野心,但不怕他,是怕蒋的学生,也一旦西安方面和中央军打起来,西安方面因兵少弹药少,绝对打不过中央军。少帅说,有一次蒋先生对何应钦说:「你把军服脱下来,你走。」何不敢走,少帅说:「若蒋先生要这样骂我,我真会把军衣脱下来就走。所以我看不起何应钦。」张学良称,何应钦从来就没被重视(过),也没有实权,没带过兵,如果他是何应钦,早就不做了,跟着李宗仁叛变,奴才一个。张学良说,西安事变如杀死蒋介石,则中国必大乱,结果到何应钦这种人手里会更坏。

推崇周恩来 周善言又会处事好厉害

张学良亦批评同属东北人的齐世英,他说:「这个人反对我很厉害,他是国民党,他是CC。这个人很不守规矩,从小野心就大,东北的党务就在他手里,他专门在东北对我捣乱。 ……这个人是个很有能力的人……病重时我去看过他。」

甚少人受到张学良的欣赏,在这少数人中,周恩来属第一名。少帅说,西安事变后,周来到西安,蒋本不愿见周,后来见了,只见一次,周看到蒋即叫:「校长」,周在黄埔军校做过政治部主任。少帅说,后来在西安主事的都是共产党、周恩来,「周恩来的人好厉害,他们都控制住了,连我的部下、杨虎城的部下都听他的,他说出的话很有理。这个人好厉害,不但会讲,也能处置事情,是我佩服的一个人。」另一个共产党员李克农,也是少帅欣赏的人,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少帅曾和负责中共情报的李克农在洛川秘密会面,少帅说,李克农这个人好厉害,很会说话,对东北军影响很大,王以哲(东北军将领)受其影响很大。八○年代初,叶剑英公开证实王以哲是中共党员。

张学良虽系虔诚的基督教徒,然漫长的冷月寒风和忍辱负重,却无法消除他那刚烈不阿的火焰之气,他终于在口述历史中倾吐了积存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郁结。

 

张学良以忆往宣泄情绪
中国时报 2002611日 /本报记者苏基】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日前公布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张满腔愤懑地对蒋中正的人格和一生事功,施以严厉而无情地攻击。对照他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提到与蒋关系的谈话,有极大的不同,他的说法固令人感到意外,但也是他被软禁半个多世纪以后,在获得自由之身,无所顾忌下的情绪上的合理宣泄。

在张学良未失去自由之前,当他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陪蒋离开西安抵达洛阳时,机场上出现许多攻击张氏发动事变的标语,蒋看到后,立即下令全部收起,并交待有关人员:「好好照顾张副司令」,令张深为感动,翌日,返抵南京,张被安排住进北极阁宋子文公馆,虽然进出都受到相当程度的保护和限制,但他还肯定地表示,因当时国民政府军政界里面,很多人对他不谅解,所以这些措施是蒋爱护他,是为了保护他。纵使在军事法庭上,他还坚称「我始终信佩(蒋)委员长的,而看见他的日记和文电更加钦佩」,现在,他在对蒋的评价上,有如此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自是失去自由以后心情的反射,尤其这半个多世纪遭到幽禁,是完全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的。

当西安事变和平落幕,张学良陪蒋中正离开西安时,曾经信心满满地对赵四小姐和他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等人说,陪蒋回京后,几天就会回来。到了南京之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东北故人阎宝航至宋公馆探视,张也表示过几天就要回西安,当阎表示疑虑,张即以手指西北方轻声说:「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可见他对于从此遭到扣留,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

张学良最先警觉到他可能回不去,是在他遭军事法庭判处十年徒刑后,虽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获得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赦,但却又加上「交由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的但书,有此「管束」之令,九天之后的一月十三日,他被送到奉化雪口血窦山幽居,至此他才知道失去自由了。

不过,当时中日两国关系紧张,华北地区战云密布,他期望着中日一旦开战,将可一展身手,所以,在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十一天,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八日,他上书蒋中正:「赐良杀敌之机,任何职务,任何阶级,皆所不辞」但是,对他的请缨之举,蒋「不予同意」,嘱他「好好读书」。

一九四五年抗战获得胜利后,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当时包括中共的周恩来,以及东北旧属周鲸文等,都发出要求释放张学良的呼吁,但也没有结果。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军统人员由重庆送上飞机,他满心欢喜地以为要飞往南京,从此可以自由了,但后来他知道自己想得太天真,他满怀悲怆,也满腔怒火地被送到台湾,随即被安排住到新竹县竹东井上温泉招待所,继续过其幽居的日子,第二年十月,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前来探视,张赠予一诗:「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 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由此可见其心境之凄苦,一九五九年,虽然名义上张的管束获得解除,但他在言行方面,依然严格地自我约束,并未百分之百自由自在过日子,一直到一九九○年六月一日,他的八十位友人替他在圆山饭店过九十岁生日,他才充分地获得自由,总计自一九三七年受管束开始,他被幽禁了五十四年,可以想象他心中蓄积着满腔对蒋的怨气,从而他所施与对蒋的无情抨击,自可了解。

除了遭管束前后对蒋评价的不一致外,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其所臧否人物,另仍有值得斟酌者,例如:

--他说何应钦是「一个奴才,从来没有被重视过,有很大的野心」,这是左派人士一贯的说法,因为在抗战之前,何应钦曾主持「军分会北平分会」,与日方进行许多的交涉折冲,故被目为是亲日派,今则张学良指其在西安事变中不顾蒋的安危,主张军事讨伐,企图任令蒋与叛军玉石俱焚,以谋有取而代之的机会。

然而此项说法并无事实根据,因为在西安事变爆发后的国民党高层会议中,力主武力戡平叛军的是戴季陶,不是何应钦,何从未有要对西安用兵的主张,他是在中央决策通过后,出任讨逆军总司令,而从受命开始至事变落幕,他所指挥的讨逆军也一直是盘马弯弓的,并未长驱大进,直至蒋最后脱险为止,西安与南京之间的和平折冲从都没有停止。

退一步说,即使南京与西安全面开战,蒋氏身亡,则在国民政府里资望高于何的军政领袖,尚有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等,岂能由何接班,何更不会如此无自知之明。

--谈到杨虎城,他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是张的部下,尽管杨最先表露发动事变劫蒋之意,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然而事实上,拿主意、做决定的,全在张学良身上,所以,包括一九五六年他撰写「西安事变反省录」、以及重获自由后接受访问时,他都说杨系受其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现在则在口述历史中,对杨表露太多的抱怨,后悔「搭了这个伙计(杨虎城)」,又批评「西北军简直没用」,令他「伤心极了」,这是与过去说法大相径庭的。

虽然有上述前后不甚一致的说词,但据报导,张氏口述历史是有许多珍贵史料的,最显然的一个例子,有关释蒋有无条件,数十年来,尽管大陆方面的著作,提出许多资料,但在国民党方面,一直口径一致地,都说张、杨受了蒋伟大的人格感召而释蒋,绝无任何交换条件。关于这个问题,事实上,研究这方面的史家都晓得,在蒋获释之前两天的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西安的周恩来就有一电致中共中央,报告西安方面关于谈判解决事变的经过,蒋离陕当天下午,周又有一电报告有关全国党政军各方面重要措施的谈判结果及协议这个问题,自然是已经有答案,但现在由张学良口中说出,是蒋「亲自答应不剿共」,他才放蒋的,则事情就更清楚了。

除了海内外众所关注的西安事变之外,张学良从弱冠开始,即参与东北军政大计,所经历之重要事件极多,他的有关资料和口述历史的公布,必然将引起世人广泛的注意与学者阅读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