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西安事变之谜──苏墱基让史料说话
《光华画报》1997年12月号
王莹采访整理
「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子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幽居大半生的张学良，九十岁那年，由他在台老友、旧属联名为其祝寿下，正式再入红尘，当年阳历除夕书此立轴自陈心境。
除此，张学良也曾在接受少数几次采访时说过：他对过去自己所做过的事都「不后悔」，包括发动西安事变；又说「最敬佩的人是蒋公」。
回顾高潮迭起的前半生和曲未终、人却散的后半生，他真的只有这几句话交待吗？在公元二○○二年他的口述历史公布之前，世人只有从旁人有关他的著作论述中来认识他了。
以「功罪论未休」为题自序的《张学良生平年表》作者苏墱基，提出了有别于国共两党诠释张学良的另一种史观。
问：你在新闻界工作多年，业余治史选择张学良来研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你治史的方法与正宗史家有何不同？
答：谈不上研究，只是个人兴趣，至于方法，应该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我本身念的是历史，对现代史、尤其是军事史很有兴趣；但可能因为我在新闻界二十余年，在写作方式上，会倾向于较轻松、通俗的写法。
至于为何选择张学良，一来是基于他在现代史上的重要性和我对军事史的兴趣；另一个原因是我对他有强烈的好奇心，想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人。他早年叱吒风云，却在三十六岁的壮盛之年就被迫退出政局，闲废逾半个世纪，对自己、对别人、对国家会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从前我和一般人的认识一样，认为张学良是悲剧英雄、是时代的牺牲者。但在他九十寿诞后，觉得他和我想象中很不相同，因而花了几年的时间，把海内外相关的著作大都看过，尤其近十年来大陆那边公开的文献、档案，使得西安事变前后始末更为清楚。这本书所辑的史料本来是我自己用的，后来觉得对想知道这段历史的读者可能也有帮助，才整编出版。
道德史观
问：你采用两岸的史料，那么史观呢？受哪一边的影响多？
答：大家都知道，两岸对张学良的评断两极，国民党的是「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共产党则是周恩来定的调子「民族英雄、千古功臣」，两者都是从自身立场出发，我都不顶赞成。
我从中国传统道德、义道这个角度来看，觉得张学良以他所受蒋介石的高度信任、身为剿共代总司令，竟秘密与中共领导人谈和、协议停战。停战之不足，还接济共军大量金钱、武器物资，纵容共党活动，发展组织，掩护共军会师，并泄露剿共军事行动机密给共军，甚至在共军发动进攻时，听任所属东北军坐视友军被击破而不施援。他以「剿共」之名，行「援共」之实，这种战地通敌的行径，不仅于法不容，在道德上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
我打一个比喻，比如说警察全力缉捕陈进兴时，主持缉捕工作的最高层警官不但不捉，还暗中送钱、送粮、送枪弹给陈进兴，又将警方围捕行动事先通知陈进兴让他快跑，你说这可以吗？
问：可是张学良和日军有杀父之仇、家国之恨，他的东北军也想和日本打，好报仇回家，蒋委员长却派他去剿共，才给共产党可乘之机，宣传说国民党的「先安内再攘外」是「一石两鸟，消灭杂牌」之计，要利用共产党来消耗东北军，似乎不能全怪张学良。究竟史料中有没有这样的证据？
答：没有。其实当时剿共、由张学良统率的国军各部共有三十多万人，包括中央军、晋军、马家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等，其中东北军仅有十三多万人，在前线打硬仗的胡宗南、汤恩伯、关麟征、王均、毛柄文等都是中央军，怎么会是要消耗东北军？
不过，张学良的东北军初开到陜甘时，与共军交锋曾败了三次，对他可能造成心理上的恐惧。这三场战役分别是民国二十四年十月一日的劳山战役，一一○师覆没，师长何立中阵亡；十月二十九日的榆林桥之役，团长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受到共产党很好的待遇，也受到中共的思想洗礼，加深其对中央政策的质疑，他们被释回后对张学良有一定的影响。第三个败仗是十一月二十二日直罗镇之役，一○九师被歼，师长牛元峰自杀，沉克的一○六师也受了很大的损失，所以张学良怕了。
决心联共抗日
综合当时情况，判断张学良决定与共军合作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打败了，心里害怕，担心再打下去东北军就完了，同时也逐渐相信共产党有力量抗日；
二、东北当时的所谓民主进步人士多为亲共份子，如阎宝航、高崇民、杜重远等，常常批评蒋介石独裁，担心东北军被消耗殆尽，建议张学良联共抗日，他们对张有相当的影响力；
三、中共的统战奏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说「东北军亡省破家，共产党愿意帮助东北军打回东北，收复故土」，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不能不受到影响。
问：那么为什么蒋先生当时要先安内再攘外呢？他准备什么时候抗日？张学良一直以未能抗日为憾，但在被派剿共之前他也不曾和日本好好打过一仗，甚至在他父亲老帅张作霖被日人炸死、三年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日军之手时，也不曾见少帅对抗日军？
答：先看张学良为何未积极抗日，民国十七年六月四日，张作霖被炸死后，张学良面临十字路口，日本人逼他不得和南京政府合作，提出在军事、经济上予以全力支持，帮助他抵抗南京政府的北伐军。但张学良父亲被日人所杀，正是集国难家仇于一身，他不愿和日人妥协、也不愿作汉奸；同时自知本身力量不足抗日，希藉全国力量来复仇，因而决定拥护中央，东北全面易帜，换上青天白日旗，促成了中国的统一。
但归顺中央后，东北仍然形同半独立状态，东北的军制、税制完全自主，东北的税收未解缴中央，中央也无需补助东北。而在对日方面，东北与日本有数百件悬而未决之事，张学良都拖延不理，将事情推给中央，中央则对这些东北的事项根本搞不清楚，也无法解决问题，日人因而越来越不耐烦，日本少壮派军人野心日炽，情势益形紧张。
蒋介石「誓雪国耻」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情况对我非常不利，一来西方发生经济恐慌，无力干预远东事务；二来国内正在江西剿共，又发生「宁粤分裂」，广东军政要人因胡汉民遭囚禁而另组政府对抗南京政府；同时又有长江大水泛滥，灾民成千上万，政府救灾平乱犹心余力绌，根本无力抗战，因此蒋先生才不得不忍耐。
蒋介石在民国十七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就矢志「誓雪国耻」；而行动上则整训部队，买飞机、建机场、聘请德国顾问，建造铁路、公路，加强要塞的更新，全国建了四千多个碉堡、创办冶金工业，在湘、鄂、赣、皖、豫及江浙等地区建粮仓储存粮食，建设湘贵黔铁路等，在在显示他准备长期抗日。
事实上，他曾在好几次看似已面临决战关头时调兵遣将，准备背水一战：第一次是民国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日本不断增兵，蒋介石发表通电，勉全军将士，奋起抗敌，并将全国分为四个防卫区，分别由张学良、他自己、何应钦和陈济棠任军区统帅，后来事件经外国人出面调停而暂息；第二次在民国二十二年，热河沦陷，日本军突入长城，全线战起，蒋介石当时正在江西剿共，立刻抽调部队，亲自北上坐阵指挥，此战投入国军各部约二十五万人，苦战军备远胜我方的日军，而正当战事最紧张危急时，日方的军事行动也达极限，于是签下屈辱的「塘沽协议」，暂且稳住局势。
最后一次是民国二十四年，日本压迫华北成立傀儡政府，要制造第二个满州国，蒋中正再度调兵遣将，密令军事动员，集结重兵于京、沪地区及陇海路沿线，并令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赶造黄河船筏，准备抗战。此外，他又发表著名的「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表明中国愿对日本和平，惟不再退让，是和是战，任由日本自择。是靠他这不惜一战的态度，加上其时国际正准备在伦敦召开海军裁军会议，日本国内元老重臣顾虑国际舆论，不愿「华北自治区」问题成为话柄引发争议，因而制止在华的关东军扩大战事，中国再一次得到喘息。
当时政府预估，对日抗战准备工作约在民国二十八年可以完成。但日本不会等中国都准备好了才发动攻击，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战争就爆发了！这和西安事变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对中共以后的命运，也有关键性的决定作用。
问：怎么说？
答：西安事变后，日海军军令部于民国二十六年元月六日提出「支那特报第一号」，评估西安事变后的中日间情势认为：「蒋介石对张学良提出的八项要求，即使是一时权宜之计，但至少已接纳了抗日的意见。」就此判断，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必将开始加强，因而对侵华的速度也为之加紧，终于在西安事变后之七个月挑起卢沟桥事变，而中日全面开打，使中共获得扩张壮大的机会，并在抗战胜利后全线出击，最后取得政权。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禁，造成大量东北军叛逃投共，这也埋下国共内战，大陆终至沦陷的种子。西安事变将蒋介石的棋局打乱，从此节节相扣，演变为中国今天这个局面。
再换个角度来谈，中国共产党在夺得大陆政权后若能励精图治、建设中国，「超英赶美」，造福穷困落后的中国老百姓，那么即使张学良当年通敌叛主，道德上有瑕疵，然而眼光精准，因此使得中国富强康乐，那么他还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然而事实发展却并非如此。
西安事变的真相
问：依你的研究，到底少帅是血性汉子为求抗日而率性一为，还是误判形势、决心与共党合作而发动西安事变呢？
答：张学良扣押蒋介石并非临时起意，因为在事变之前，他早就与中共密通，要联共抗日。而且若非苏俄不支持此共党和张、杨合作，取蒋而代之的计画，可能历史又要通盘改写了。
根据近年中共公布的史料、文献及曾参与张学良的通共行动者的回忆录所载（详细内容见本书民国二十五年大事），情形大致是这样的：张与中共密谋组织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党拟举张为国防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共党任其副手，在军事行动上以共军为主力，东北军暗中掩护，先期攻下宁夏，进军河西走廊，接通蒙古、新疆，与苏联接壤，苏联将予以武力援助，然后将陕、甘、宁、新、青五省彻底控制，宣布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再向华北、华中、华南发展。
据此方案，共军于民国二十五年十月上旬发动攻击，幸亏中央军反应迅速，共军在渡河西进时，在靖远被关麟征的部队切为两半，仅有两万一千人渡到河西，成为孤军，四个多月后被歼灭，未及过河的共军向东撤往陕甘边区，在王均、胡宗南、关麟征、李及兰、沈久成等东西南三面夹击、北面又是沙漠的情况下，十分危急。
张学良眼见中共危在旦夕，不论共党瓦解、被歼，或突围再度流亡，那不但原先他联共抗日的计画顿成泡影，他与中共密谋往来的事情也很可能会被揭发，那可是叛国通敌的重罪，在此情况下，张学良终于悍然发动西安事变，扣押最高统帅蒋介石。
中共一开始当然是支持扣蒋行动的，并称颂张有大功绩，把中共「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毛泽东的话），但莫斯科共产国际在十二月二十日致电中共，明白指出，无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动机为何，实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成伤害」，此举无异鼓励日本侵略；而今事变既已发生，应设法和平解决。
因为若蒋长期被拘押或被杀，中国势将爆发大规模的内战，为日本提供侵华良机，若日本占领中国，对苏俄本身也构成威胁，这是苏俄不支持扣蒋行动的最重要原因。苏联的态度影响中共对事变的支持，同时在这段期间内，全国各界声讨张杨的电报如雪片飞来，舆论亦不断鞑伐，终于使情势急转直下，至二十五日释蒋而和平落幕。
问：有关张学良通共谋叛，因而发动西安事变的判断相当大胆，也是颇严重的指控，这是你独有的看法？还是有其它史家也作过这样的判读？
答：张学良密谋联共，拟在西北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终于演成劫蒋的西安事变，这是根据史料的透露，当然不是我个人独特的看法。对这问题，大陆学者杨奎松的《西安事变新探》、张魁堂的《张学良传》、《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等书，都有详尽的介绍。台北的蒋永敬教授、刘维开教授也着有专文发表，对张氏由联共而发动兵变的过程，有极深入的分析，说得很清楚。
问：综观少帅一生，你认为对中国的功过为何？
答：民国十七年易帜归顺中央，以及民国十九年率师入关，结束中原大战，这对国家建有大功，而二十五年发动西安事变，不论对国民党或国民政府而言，都是极大的伤害；然就中共来说，又是立下了不世之功。所以他的功过是非，目前尚难下定论，至于后人会怎样看他，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