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西安事变之谜──基让史料说话

《光华画报》1997年12月号   王莹采访整理

「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子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幽居大半生的张学良,九十岁那年,由他在台老友、旧属联名为其祝寿下,正式再入红尘,当年阳历除夕书此立轴自陈心境。

除此,张学良也曾在接受少数几次采访时说过:他对过去自己所做过的事都「不后悔」,包括发动西安事变;又说「最敬佩的人是蒋公」。

回顾高潮迭起的前半生和曲未终、人却散的后半生,他真的只有这几句话交待吗?在公元二○○二年他的口述历史公布之前,世人只有从旁人有关他的著作论述中来认识他了。

以「功罪论未休」为题自序的《张学良生平年表》作者苏基,提出了有别于国共两党诠释张学良的另一种史观。

 

问:你在新闻界工作多年,业余治史选择张学良来研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你治史的方法与正宗史家有何不同?

答:谈不上研究,只是个人兴趣,至于方法,应该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我本身念的是历史,对现代史、尤其是军事史很有兴趣;但可能因为我在新闻界二十余年,在写作方式上,会倾向于较轻松、通俗的写法。

至于为何选择张学良,一来是基于他在现代史上的重要性和我对军事史的兴趣;另一个原因是我对他有强烈的好奇心,想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人。他早年叱吒风云,却在三十六岁的壮盛之年就被迫退出政局,闲废逾半个世纪,对自己、对别人、对国家会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从前我和一般人的认识一样,认为张学良是悲剧英雄、是时代的牺牲者。但在他九十寿诞后,觉得他和我想象中很不相同,因而花了几年的时间,把海内外相关的著作大都看过,尤其近十年来大陆那边公开的文献、档案,使得西安事变前后始末更为清楚。这本书所辑的史料本来是我自己用的,后来觉得对想知道这段历史的读者可能也有帮助,才整编出版。

 

道德史观

问:你采用两岸的史料,那么史观呢?受哪一边的影响多?

答:大家都知道,两岸对张学良的评断两极,国民党的是「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共产党则是周恩来定的调子「民族英雄、千古功臣」,两者都是从自身立场出发,我都不顶赞成。

我从中国传统道德、义道这个角度来看,觉得张学良以他所受蒋介石的高度信任、身为剿共代总司令,竟秘密与中共领导人谈和、协议停战。停战之不足,还接济共军大量金钱、武器物资,纵容共党活动,发展组织,掩护共军会师,并泄露剿共军事行动机密给共军,甚至在共军发动进攻时,听任所属东北军坐视友军被击破而不施援。他以「剿共」之名,行「援共」之实,这种战地通敌的行径,不仅于法不容,在道德上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

我打一个比喻,比如说警察全力缉捕陈进兴时,主持缉捕工作的最高层警官不但不捉,还暗中送钱、送粮、送枪弹给陈进兴,又将警方围捕行动事先通知陈进兴让他快跑,你说这可以吗?

问:可是张学良和日军有杀父之仇、家国之恨,他的东北军也想和日本打,好报仇回家,蒋委员长却派他去剿共,才给共产党可乘之机,宣传说国民党的「先安内再攘外」是「一石两鸟,消灭杂牌」之计,要利用共产党来消耗东北军,似乎不能全怪张学良。究竟史料中有没有这样的证据?

答:没有。其实当时剿共、由张学良统率的国军各部共有三十多万人,包括中央军、晋军、马家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等,其中东北军仅有十三多万人,在前线打硬仗的胡宗南、汤恩伯、关麟征、王均、毛柄文等都是中央军,怎么会是要消耗东北军?

不过,张学良的东北军初开到陜甘时,与共军交锋曾败了三次,对他可能造成心理上的恐惧。这三场战役分别是民国二十四年十月一日的劳山战役,一一○师覆没,师长何立中阵亡;十月二十九日的榆林桥之役,团长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受到共产党很好的待遇,也受到中共的思想洗礼,加深其对中央政策的质疑,他们被释回后对张学良有一定的影响。第三个败仗是十一月二十二日直罗镇之役,一○九师被歼,师长牛元峰自杀,沉克的一○六师也受了很大的损失,所以张学良怕了。

 

决心联共抗日

综合当时情况,判断张学良决定与共军合作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打败了,心里害怕,担心再打下去东北军就完了,同时也逐渐相信共产党有力量抗日;

二、东北当时的所谓民主进步人士多为亲共份子,如阎宝航、高崇民、杜重远等,常常批评蒋介石独裁,担心东北军被消耗殆尽,建议张学良联共抗日,他们对张有相当的影响力;

三、中共的统战奏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说「东北军亡省破家,共产党愿意帮助东北军打回东北,收复故土」,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不能不受到影响。

问:那么为什么蒋先生当时要先安内再攘外呢?他准备什么时候抗日?张学良一直以未能抗日为憾,但在被派剿共之前他也不曾和日本好好打过一仗,甚至在他父亲老帅张作霖被日人炸死、三年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日军之手时,也不曾见少帅对抗日军?

答:先看张学良为何未积极抗日,民国十七年六月四日,张作霖被炸死后,张学良面临十字路口,日本人逼他不得和南京政府合作,提出在军事、经济上予以全力支持,帮助他抵抗南京政府的北伐军。但张学良父亲被日人所杀,正是集国难家仇于一身,他不愿和日人妥协、也不愿作汉奸;同时自知本身力量不足抗日,希藉全国力量来复仇,因而决定拥护中央,东北全面易帜,换上青天白日旗,促成了中国的统一。

但归顺中央后,东北仍然形同半独立状态,东北的军制、税制完全自主,东北的税收未解缴中央,中央也无需补助东北。而在对日方面,东北与日本有数百件悬而未决之事,张学良都拖延不理,将事情推给中央,中央则对这些东北的事项根本搞不清楚,也无法解决问题,日人因而越来越不耐烦,日本少壮派军人野心日炽,情势益形紧张。

 

蒋介石「誓雪国耻」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情况对我非常不利,一来西方发生经济恐慌,无力干预远东事务;二来国内正在江西剿共,又发生「宁粤分裂」,广东军政要人因胡汉民遭囚禁而另组政府对抗南京政府;同时又有长江大水泛滥,灾民成千上万,政府救灾平乱犹心余力绌,根本无力抗战,因此蒋先生才不得不忍耐。

蒋介石在民国十七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就矢志「誓雪国耻」;而行动上则整训部队,买飞机、建机场、聘请德国顾问,建造铁路、公路,加强要塞的更新,全国建了四千多个碉堡、创办冶金工业,在湘、鄂、赣、皖、豫及江浙等地区建粮仓储存粮食,建设湘贵黔铁路等,在在显示他准备长期抗日。

事实上,他曾在好几次看似已面临决战关头时调兵遣将,准备背水一战:第一次是民国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日本不断增兵,蒋介石发表通电,勉全军将士,奋起抗敌,并将全国分为四个防卫区,分别由张学良、他自己、何应钦和陈济棠任军区统帅,后来事件经外国人出面调停而暂息;第二次在民国二十二年,热河沦陷,日本军突入长城,全线战起,蒋介石当时正在江西剿共,立刻抽调部队,亲自北上坐阵指挥,此战投入国军各部约二十五万人,苦战军备远胜我方的日军,而正当战事最紧张危急时,日方的军事行动也达极限,于是签下屈辱的「塘沽协议」,暂且稳住局势。

最后一次是民国二十四年,日本压迫华北成立傀儡政府,要制造第二个满州国,蒋中正再度调兵遣将,密令军事动员,集结重兵于京、沪地区及陇海路沿线,并令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赶造黄河船筏,准备抗战。此外,他又发表著名的「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表明中国愿对日本和平,惟不再退让,是和是战,任由日本自择。是靠他这不惜一战的态度,加上其时国际正准备在伦敦召开海军裁军会议,日本国内元老重臣顾虑国际舆论,不愿「华北自治区」问题成为话柄引发争议,因而制止在华的关东军扩大战事,中国再一次得到喘息。

当时政府预估,对日抗战准备工作约在民国二十八年可以完成。但日本不会等中国都准备好了才发动攻击,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战争就爆发了!这和西安事变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对中共以后的命运,也有关键性的决定作用。

问:怎么说?

答:西安事变后,日海军军令部于民国二十六年元月六日提出「支那特报第一号」,评估西安事变后的中日间情势认为:「蒋介石对张学良提出的八项要求,即使是一时权宜之计,但至少已接纳了抗日的意见。」就此判断,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必将开始加强,因而对侵华的速度也为之加紧,终于在西安事变后之七个月挑起卢沟桥事变,而中日全面开打,使中共获得扩张壮大的机会,并在抗战胜利后全线出击,最后取得政权。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禁,造成大量东北军叛逃投共,这也埋下国共内战,大陆终至沦陷的种子。西安事变将蒋介石的棋局打乱,从此节节相扣,演变为中国今天这个局面。

再换个角度来谈,中国共产党在夺得大陆政权后若能励精图治、建设中国,「超英赶美」,造福穷困落后的中国老百姓,那么即使张学良当年通敌叛主,道德上有瑕疵,然而眼光精准,因此使得中国富强康乐,那么他还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然而事实发展却并非如此。

 

西安事变的真相

问:依你的研究,到底少帅是血性汉子为求抗日而率性一为,还是误判形势、决心与共党合作而发动西安事变呢?

答:张学良扣押蒋介石并非临时起意,因为在事变之前,他早就与中共密通,要联共抗日。而且若非苏俄不支持此共党和张、杨合作,取蒋而代之的计画,可能历史又要通盘改写了。

根据近年中共公布的史料、文献及曾参与张学良的通共行动者的回忆录所载(详细内容见本书民国二十五年大事),情形大致是这样的:张与中共密谋组织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党拟举张为国防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共党任其副手,在军事行动上以共军为主力,东北军暗中掩护,先期攻下宁夏,进军河西走廊,接通蒙古、新疆,与苏联接壤,苏联将予以武力援助,然后将陕、甘、宁、新、青五省彻底控制,宣布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再向华北、华中、华南发展。

据此方案,共军于民国二十五年十月上旬发动攻击,幸亏中央军反应迅速,共军在渡河西进时,在靖远被关麟征的部队切为两半,仅有两万一千人渡到河西,成为孤军,四个多月后被歼灭,未及过河的共军向东撤往陕甘边区,在王均、胡宗南、关麟征、李及兰、沈久成等东西南三面夹击、北面又是沙漠的情况下,十分危急。

张学良眼见中共危在旦夕,不论共党瓦解、被歼,或突围再度流亡,那不但原先他联共抗日的计画顿成泡影,他与中共密谋往来的事情也很可能会被揭发,那可是叛国通敌的重罪,在此情况下,张学良终于悍然发动西安事变,扣押最高统帅蒋介石。

中共一开始当然是支持扣蒋行动的,并称颂张有大功绩,把中共「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毛泽东的话),但莫斯科共产国际在十二月二十日致电中共,明白指出,无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动机为何,实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成伤害」,此举无异鼓励日本侵略;而今事变既已发生,应设法和平解决。

因为若蒋长期被拘押或被杀,中国势将爆发大规模的内战,为日本提供侵华良机,若日本占领中国,对苏俄本身也构成威胁,这是苏俄不支持扣蒋行动的最重要原因。苏联的态度影响中共对事变的支持,同时在这段期间内,全国各界声讨张杨的电报如雪片飞来,舆论亦不断鞑伐,终于使情势急转直下,至二十五日释蒋而和平落幕。

问:有关张学良通共谋叛,因而发动西安事变的判断相当大胆,也是颇严重的指控,这是你独有的看法?还是有其它史家也作过这样的判读?

答:张学良密谋联共,拟在西北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终于演成劫蒋的西安事变,这是根据史料的透露,当然不是我个人独特的看法。对这问题,大陆学者杨奎松的《西安事变新探》、张魁堂的《张学良传》、《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等书,都有详尽的介绍。台北的蒋永敬教授、刘维开教授也着有专文发表,对张氏由联共而发动兵变的过程,有极深入的分析,说得很清楚。

问:综观少帅一生,你认为对中国的功过为何?

答:民国十七年易帜归顺中央,以及民国十九年率师入关,结束中原大战,这对国家建有大功,而二十五年发动西安事变,不论对国民党或国民政府而言,都是极大的伤害;然就中共来说,又是立下了不世之功。所以他的功过是非,目前尚难下定论,至于后人会怎样看他,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