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月刊》第171期】作者:吴以靖
张学良将军于去年十月中旬过世，再次掀起史家对“西安事变”及其一生功过的论述。在中国近代史上，张学良是个异数，他的政治生命虽自西安事变后开始的幽禁生涯而告终，但数十年来他在海峡两岸从未遭人遗忘，相关文章更是汗牛充栋。
张学良将军自己究竟怎样看待自己的一生？张学良在经历半世纪之久的噤声默然，在一九九 ○年首次打破沉默接受日本NHK电视台的访问，台湾方面郭冠英亦曾拍摄“世纪行过”专题，而记录了亲访张学良的片段。对于来自张学良将军现身说法的一手史料，一直是为史家所重视。但张学良在接受访问时，对于西安事变的不少关键问题仍隐而不宣，据与张学良亲近的史家唐德刚先生说，其中主因之一，是张学良有意维护对他极好的蒋宋美龄，怕有些事说出来会使蒋夫人受窘为难。此一历史神秘面纱就还有待后来史家和后出史料揭秘，而这正是本书的特色之一。
九六年张学良将个人所藏的文件、日记及资料，委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门保管，并进行口述回忆录计画，双方约定口述回忆录将封锁至二○○二年才对外开放。这批资料将可能成为史家检视西安事变的关键史料。资料室名称英文为Peter H.L. and Edith C. Chang Room(直译张学良、赵一荻阅览室)，张学良夫妇依本书作者张之宇之建议，命名为“毅荻书斋”，取张学良将军别号“毅庵”，及张夫人本名“一荻”。
本书《口述历史之外——张学良是怎样一个人》，便是协助张学良口述历史回忆录完成的张之宇女士，对张学良的近身特写。由于和张学良夫妇的多年友谊，使得作者取得张学良夫妇的信任，专门负责筹备捐赠移交哥大的珍藏资料，包括张学良日记、函电、书信、文物、字画和照片等的编目整理工作，并协助张学良接受哥大口述史计画中的资料搜集及印证工作。由于这项特殊的因缘，使得作者得知许多珍闻掌故。张之宇将一些不属于哥大口述史范围的史料，旁及赵四小姐的口述史，并采撷研究张学良的学术论着，勾勒出他所了解的张学良，为目前坊间已出版的多本张学良传记增添新页。由于作者的中文学养深厚，更使本书盎然生趣，不同于学术文章的高墙难窥。
张学良对于海内外研究自己的著述如此丰硕，且褒贬不一，并非无所感悟，因而兴起撰写自传体《杂忆随感漫录》。初稿成于民国四十六年，晚年偃居北投朴园之后，张氏将这本文稿交给作者查证整理，并嘱要“实话实说”。遗憾的是张氏在迁出北投朴园时，亲自监督毁去了若干重要文件，作者不禁感叹“这与张氏一直主张保存史料之初衷大相径庭。『世异则事异』也夫”？对于这本自传，张之宇认为初稿笔调挥洒大有一气呵成之势，惜乎却有虎头蛇尾之憾，因为漏写了：
提供“通渭会战”计画部署，透知中共，使友军胡宗南部，在山城堡受到重创，红军战胜，张氏时为剿共副总司令，曾向红军发电致贺……
张将军要求入党，为共党国际所拒：拘蒋之后，对蒋有交付人民公审之口号……
笔者以《徐永昌日记》提及此事向张氏求证，张氏怔然良久，始说：“怎么他也说这种话。”
张之宇再引大陆学者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一书共产国际致中共中央电报左证，“张氏服膺，缄默终生”。(页二十六)由此可知作者的史家刀笔精神。作者再于〈忠魂碑之祭〉一文，披露张学良泄露剿共“通渭计画”之来龙去脉，张氏后来有“祭忠魂碑”及“卧床静省”之自疚，作者认为此系张学良自觉有愧于部将的心境反映。
张学良于〈西安事变忏悔录〉，提到自己“处事接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明和良心直觉。关于中国之礼教殊少承受，热情豪放，浪漫狂爽”。本书对于张学良的人格养成和家教环境着墨甚深，读来又不免令人骇然。作者提到张氏所处家庭，并未脱除绿林本色，而承袭清末官家腐败残暴之遗风，直到张作霖遭难之后，家人还有杀婢之行。在家所见尽是卧榻横陈，吐雾喷云的吸食鸦片景象。有嫡庶争风，秽乱的内宅庭院；有飞盏招妓，侑酒温赌的前厅。张学良对女性的轻佻卑视，美之名“浪漫狂爽”，在作者看来还少了点明辨是非的道德观。张学良常自恨杀人如麻，北京京报主笔兼《申报》驻京记者邵飘萍，以尖刻笔调批评奉军之恶行，即遭张学良枪决。一九二七年张学良率奉军夺取涿州，晋军傅作义固守孤城一百零五日，张以重炮昼夜不停轰击，后为求早日解决战事，更下令使用毒气，涿州城内无辜百姓一并送死。张学良二十九岁时，诛杀常荫槐、杨宇霆于沈阳大元帅府。凡此，均为张学良“自恨杀人者多”之忏悔。再如，西安事变前，东北军骑兵十六团奉命掩护中共红二军，因误与红一军遭遇，对方不明内情于是开火，董道泉团长及全团被俘。后红一军了解董部系“助共”任务，乃将董释放。董道泉回到西安，不知轻重，在众多人聚会场合，暴露张学良通共资敌秘密。张氏立即枪毙董于前厅以闭其口。张之残暴，一不作二不休的性情于此可见一斑，对照张学良〈忏悔录〉的轻描淡写，读者当可通过作者的史笔看到张的歉疚之心不足。
张氏早年有两位益友辅政，一是其父执辈张作相，一是王树翰。张作相与张学良既不同宗，也不同邑。在皇姑屯事件后，全力辅助张学良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张学良于接任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后，被推举为东北大学校长。当时张学良因文法工三院长反对校务而有解聘之举，引起学生抗议罢课。张学良怒不可遏，认为有人幕后煽动，乃欲动武解决。幸有王树翰向张下跪求情，而免除了一场校园浩劫。对杀杨、常二人，王树翰亦曾劝阻，但张杀机已动，作者认为经此事件之后，张氏身边言路日塞，更不免兔死狐悲之慨。张氏一生得之于益友者固多，但失之于损友者更多。例如藉京师警察总监李寿金家堂会，胡若愚等赚谋清皇冑某贝勒之妻，周大文为张氏收集大内珍藏，引起故宫文物流失之蜚语流言等等，为张氏之猖狂恣睢更添丑闻。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因政府采取国际解决的外交方针，而背负“不抵抗将军”之名。此一外交方针虽由蒋介石主导，但本书另揭露一资料供吾人对照，即当时东北军几无可用之兵，无可战之将，而张学良本人则受烟毒之害。书中披露一九三三年榆关失守，宋子文和何应钦北上，与张氏共筹大计以保热河。“宋张二人自前线归来，所见军士勇于保护种植之鸦片，远甚于捍卫疆土。前线驻军为免真相大白，竟谎报军情危急，阻止宋再向前方进行视察。宋氏目睹行阵无死命之士，边陲无死事之将，张学良将军则是毒瘾委顿，既不能劳力，又不能劳心”。果不其然，日军旋以一百余士兵，战车十一辆，从容进入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失踪。张学良在各方压力下，始引咎辞职。此后张幡然醒悟，并立誓戒毒。书中有一篇叙述张氏戒毒过程之痛苦，在此则可看到张氏不愧勇者的一面。
依共产国际的资料显示，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告诉张学良今后东北军、红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共同合作。此时张学良有无取蒋而代之的野心？作者则认为张学良的意愿应不高，而蒋夫人飞来西安，则为释蒋之关键。在作者看来张学良并没有古人张良“博浪一椎”或汪精卫“刺摄政王”的胆识，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论述。此外，共产国际在释蒋过程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或还要期待日后公开的张氏哥大口述回忆录或许能更深入触及此一敏感问题。对于事变之后，张学良幽禁南京半月之日记，作者亦爬梳张氏从期待复出到失望落空的转折心情。
大陆学者毕万闻，曾于《明报月刊》为文指出张学良于一九四六年曾托莫德惠带“密信”给周恩来，指出二人“相忍为国，一致对外”似仍声气相通。六一年周恩来还托朱湄筠小姐，给幽居的张学良写一封亲笔密信。张之宇女士据相关资料研判密函可信度极低。九○年以后，中共透过各种管道频向张学良招手回归，邓颖超、杨尚昆均有信函致张。张学良答复邓：“遐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但张此时已在夏威夷选定墓园。张氏最后终于为自己保留了一个独立现实政治之外的超然空间。
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予人的评价可能就是草莽英雄，或是公子哥儿乃至不过是一个军阀罢了，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言：
西安事变是历史长流中一个大浪潮，其前因后果都是复杂万端，张学良不过是个“弄潮儿”罢了。他之所以能“弄潮”，自然和他的家世渊源、时代背景、心理状态以及特殊性格等有密切关联，但是潮水之兴起和流向都远非他所能控制的。一句话，他祇能对自己“弄潮”而没顶负责，作为个人，他没掀起这场漫天巨浪的神通。(详见：余英时，《联合报》，民国九十年十月十八日，九版专文)
作为张氏晚年的亲近友人，本书作者并未将张学良的个人评价放大，论理持平，落笔处有褒有贬。加以作者文笔流畅，每有论辨，则旁征博引，以古典寓今情，在在显现作者深厚的国学素养。书中收录张学良夫妇珍贵照片数帧及文件影本，更添本书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