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萨斯城本地报纸 Pitch Weekly 1999年11月18-23号期人物专访

西西声明：此处刊登的是我自己于1999年所作翻译件。采访于10月进行，某些评论不代表本人现在的意见。方括号内注释为本人翻译时添加。

 利用自己的经验，服务于中国的变革转型

Patrick Dobson

 不会有人想到，对一个最古老的延续至今的文明来说，她的具有前途的青年专业人士会想到“法治”(rule of law) 。

但是对中国法治的关心确实是把张晞（他介绍自己是Simon）和姜卓 (Jiang )带到Kansas City 的原因。他们两个都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现在在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市法学院 (UMKC School of Law) 读书。

Simon和 Jiang 是那种留心观察、有敏锐眼光的青年人，他们的英语水平可以让一些美国人为自己感到不好意思。Jiang 是 UMKC School of Law 这学期的 Sprint 学者，学习国际贸易法。在 UMKC 上学和在Sprint法律部工作是她的两项日常主要任务，明年一月她还要回北京大学继续完成法学硕士的学业。Simon 要在UMKC School of Law 完成三年的学习，将来回中国参加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在目前仍不完全成型的国际贸易方面——中国的共产主义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在经济利益上的交汇点——从事实务。

Simon 认为：“中国的市场是开放的，并且将继续开放”[注：11月15日，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缔结了协约]，“随着商业经济活动的发展，法律问题不断产生，现在来美国学习法律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法律在中国正在成为融入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从美国学习法律是如何实施并作用于社会的。”

文化的撞击

在 Kansas City 商业区的一个不怎么安静的咖啡馆里，Simon 和 Jiang 在谈他们对 Kansas City 的印象，以及这里的法学院、美国同学和中国的教育制度。他们两个都来自于大城市，父母亲是专业人士。Jiang 非常地热诚布公，有时又像在开玩笑。她是一名共产党员，并且是北京大学至今101年历史上第一位法学院学生会主席。Simon 则更显严肃，学术气和理想主义一些，但是也有近乎于调皮的幽默一面，他尽管十分开放、友好，非常吸引人，但是更加超然。

通过观察美国文化和商业、法律环境，Simon 和 Jiang 看到了中美两国学校教育制度上的重大差异。“我发现美国学生的课堂参与更加积极一些”，Jiang 认为，“他们在课上更开放，参与意识更强。他们和教授们辩论。

“这和中国是不同的。在中国的教学内容比较专业化。但是在这里，学生们在大学里可以得到各方面的知识。但是在中国，无论是研究生还是本科教育都更关心各自的专业。”

Simon 认为，因为美国学生来自各个阶层，所以他们在思想上比中国学生更加多元化。中国学生在开始大学本科教育时就挑选了划分细致的专业。对中国的专业人士来说，弃旧从新在一片新领域里重新学过或工作是比较罕见的。相对比，中国的学生比美国学生更年轻、更专注自己的专业。[注：记者没有说的是，美国学校里三十多岁的学生不在少数，他们工作一段时间后会考虑上法学院读书。这在美国很普遍，所以他不必说，但是对中国的读者还应注释背景]

Simon 认为美国的法学院不怎么在乎学生的来源和专业知识背景，也不在乎他们毕业后从事什么，“这里是一个大熔炉，不同的成分融和、形成了一个混合物。他们不打算把你塑造成一个固定的模样。在中国，学校的希望，有时也是学生的希望，是要把不同的材料做出一个东西来。”

在一个没有许多人接受基本的教育、并且发展机会没有美国这样高的国家里，让个人更关注国家的需要和利益是有道理的，Simon认为。他这样说：“让学生在毕业后学以致用，发挥他学习的专长是非常自然的——为了国家的总体利益。”

不是《1984》，有点像 ……

在中国，政府并不干涉人民的个人生活，Simon 说，“政府并不打算干涉你和谁结婚或者上什么大学，它并不是《1984》里面的‘老大哥’（Big Brother）。但是政府只希望人民的脑袋里不要有太多的坏念头。”

他说：“只要你不是思想激进，在中国是非常自由的。政府不会管你在家里私下说些什么，只要没有什么标语或文字，就不会有成形的证据。美国的民主可能是力求实现思想上的多元化，在中国我们并不期望这个。”

Jiang 认为，凡关于人民思想和政府运行的一切事物，美国和中国都非常不同。“必须坦诚地承认，中国的政府和权力部门在思想领域的管理更多，” Jiang 说，“他们要求统一，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这是让诸事顺利运作的非常重要一点。”

Jiang又说：“甚至于城市的概念也是不一样的。在中国，我们有高楼大厦，人口密集。像我和Simon 住的地方，在中国只有出了城市才能找到。[注：其实我们住的地方并不僻，还在62号街呢，是个富人区地段。姜卓的意思可能是相比之下，北京实在太挤太闹 ] 在我每天上下学的路上，我能看见许多松鼠。我就告诉了我在中国的朋友，他们大大地惊讶就问是不是还能看见老虎、熊或其他动物？在北京我们有街心花园和其他的大公园，有许多娱乐设施。但是说到绿地，我们并没有那么多，也许北京在这方面跟纽约更差不多。”

Simon 笑着接道：“是啊，就跟洛杉矶或者旧金山更像，到处都是中国人。但我最大的印象是在美国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比在中国更容易，这里的工资更高些，而生活开销很低，也包括食品。”

他还说：“还有，在中国我们到处都使用现金。并不是许多人有信用卡，那个当然更方便。很多人认为不能寅吃卯粮。”

转型期的痛苦

不过Jiang 和 Simon 都发现了一种可以算是“丑陋的美国人”的美国文化的根基缺陷。“在北京，我们有来自东欧、韩国、日本的留学生，就像我到这里一样，” Simon 道，“但是北京大学法学院还从来没有一个美国留学生，这不是一件好事。在亚洲有非常多的机会，很难在中国发现一个说着流利中文的美国人，但如果真有，他们的成功机会是巨大的。”[注：记者添加了他自己的想象，记述的不全面。事实上我在北京和不少说很好普通话的美国律师见过面。一个白胡子美国律师第一句话是“毛主席说要两条腿走路”。天知道毛主席是不是这样说过什么两条腿，邓主席倒是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Simon 说：“在 UMKC，人们都是很有趣的，不过他们仍然不认为其他地方值得他们关心，他们认为美国是地球的中心。美国人需要一个更广阔的看世界的视野。他们的很多无知其实来自于自大。中国学生可以列举许多的美国总统，美国学生未必知道中国的皇帝。”

Jiang 同意 Simon 的看法，但是她说她并不对美国人对中国的无知感到费解：“美国人有许多值得骄傲的地方。”

“不过我还是不认为那就足够好了，” Simon说道，“美国人希望打开更大的中国市场，他们想要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不过他们并不真希望和中国打交道，需要的只不过是一个市场。

“你并不能一方面想要别人口袋里的钱，同时又否认他们的存在就让他们那么衰败下去。人们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许多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已经多么依赖于中国。当然，美国有一些好的想法，不然我也不会到这里来学习。”

当说的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时，Jiang 和 Simon 都变得更严肃，有时也不能同意对方的意见。Simon 认为：“现在的中国市场和经济在进一步开放化，但是如果步伐过快，改革会自己使自己停滞，失业、不满和社会的不稳定就会产生。”

“这将是改革的代价。” Jiang 说道。

“但这代价对一个人来说就是他/她自己的全部生活。” Simon 辩论道。

“这确实很悲哀，” Jiang 继续说，“不过这是改变思想和传统的必需一步。当那些东西挡住人们的步伐，我们就只能去改变它们。我们现在正是从一个中央计划经济转到开放型经济，我们要为此付出代价并且许多人会在这之中失败，这是一个悲剧，我也为他们感到怜悯。Simon 认为要对个人更加关注，求得个人与政府的全局利益。我们不应该为那些失败者花费过多。变化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繁荣。”

就像1989年之前的东欧一样，在中国，年久的工厂在制造劣质的产品、污染环境。Jiang 在说话时听上去就像是企业的经理人才，“那些不愿竞争并且丧失效率的竞争者必须出局。”

但是更重要的是，Simon 认为，经济改革必须受法治 (Rule of Law)的制约。“政府不能简单地炮制政策并实施之。在人们为改善经济环境而工作时，必须要有一个外在的机制保障公正和公平的过渡，如果没有法治，就没有任何稳定的东西可以倚赖，只能让人民更加激烈地抵制从根本上进行变革。这样的变革只能毁灭变革自身，结果是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为了中国的将来

第二天，我们在UMKC 校园旁边的一个中国餐馆。Simon 和蔼地和侍者说着中文，询问菜肴的份量和价格，他非常高兴地在和美国侍者讲话。

Jiang 一直紧张地点着头，听着他们的交谈，意识到他们会在美国客人跟前一直继续说中文。她盯着菜单，等到她点菜时，她用英文点菜，询问了 Simon 刚才问过的问题。 [注：第一，那个侍者是黄面孔的中国人，事实上，他是福建人；第二，侍者主动和我说中文，就像我以前每次去吃饭一样；]

“当天安门事件到来时，” Jiang 说，“当时有想法学生们会成功。但是，他们采用的手段错了。他们找政府说了他们要求什么，他们以抗议游行开始，以绝食告终。到那时，再让一切停止下来就已经太晚了。

“政府认为这是对它权力的挑战，如果容忍这种事情，对中国就不是好事了。” Jiang 继续说道。

Simon 说：“自从那以后的十年以来，中国已经完成了许多学生们当时要求的目标。自那以来，中国社会在向开放发展。”

尽管 Simon 说他获取的信息主要来自计算机国际互连网，普罗大众还是倚赖官方控制的广播和出版媒体。但是他已经注意到在这些媒体上也有越来越多的讨论，对民众生活的控制也趋向减少。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些，一个开放的市场也无法形成。

他认为，为了使这些变革平稳进行，一个由最高立法机关而不是最高法院控制的法律体系也必须改变，否则不可能形成中国人民渴望的那种经济自由。应当由法治（Rule of Law）而非法制 (Rule by Law) ——后者“是武断的，不公正的”，Simon这样评论——来决定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市场的关系，人与政府以及和其他国家的关系。

在很多方面，Simon 和 Jiang 都代表着一个开放着的中国社会与文化。就在十年前，中国学生还恐怕被别人看到和外国记者在一起，甚至于和外国朋友在一起，他们担心学生中的线人会向权力机关报告，权力部门有一套紧紧控制留学生的办法。

Simon 和 Jiang 说他们并不担心自己表现得开放。巨大的中国社会与经济变革已经走到今天这一步，与其控制学生们表达自己的思想，政府更关心如何维持社会的秩序，如何去实施政府认为对人民有利的政策方针。

Simon 甚至承认他对圣奥斯定 (St.Augustin)和圣多马斯(St.Thomas Aquinas)的著作有浓厚兴趣，他希望将来退休后可以回到自己的房子(house) 里（对今天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奢侈品），走进一间书房，去用自己的时间读那些神学家的著作。这是一个中国公民的富有野心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