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     子

翻译：西西   04/24/02

原作：Peggy Orenstein, Mourning My Miscarriage.
原载于2002年4月21日《纽约时报杂志》周刊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查看原文）

还未及我亲眼看到他们，增上寺的钟声就穿过这座东京古刹的庭院，先向我迎来。我顺着钟声前行，终于看到了他们，就在那里 —— 沿着一条斑影婆娑的小径，一行行地向远处排开去。那是数以千计的石雕婴孩塑像，每个孩子都戴着针织的红色小帽、胸前都垂着红色的围嘴，手中持着颜色亮丽的纸风车、在清凉的风中带劲儿地旋转；有些个雕像的旁边还摆着花瓶，要么插上几枝鲜花，要么是有几柱香在燃着；另外一些则是由果汁饮料和糖果围着做伴。一个孩子的帽子掉下来了，在把它放回去之前，我抚摩着那光滑的头顶，那感觉，真像是一个新生儿。

这些塑像是给地藏(Jizo)—— 一种菩萨 (Bodhisattva)—— 的奉献。这种特殊的地藏菩萨的使命之一，就是照顾那些流产或者被堕胎儿的灵魂。他们双手合十颂经、面孔安详、眼睑低垂。在日本各地，我见过许多的地藏菩萨，有的是在庆典上的欢乐喜相，有的还让人略感毛骨悚然，惟独这里的很特殊，他们既是孩子，也是和尚，既是人，又是神灵。今天我不是以旅游者的身份到这儿来，而是要做一名祈祷者。我的包里装满了玩具，我要把它们作为供奉，算是为了 —— 我那已经流逝的梦。

这次来日本要停留三个月，是为了完成有关日本近年来低出生率的采访任务。实在没有料想，竟然在这个时候，我怀孕了（不过对这个巧合，我还是分外感激，尽管曾经因此感到尴尬 —— 那天清早正在做对象访谈，话题是出生率的下降，我却因为身体的反应，被迫中止了采访）。我赶忙给太平洋彼岸的丈夫打电话，要和他分享这个喜讯。他同意我继续留在日本，只要能找到一个讲英语的医生。不管怎么说，日本妇女也是生孩子的，接受当地医生的诊疗也可放心。我和丈夫商定好，一个月后他再过来。我当时只在幻想那重逢的喜悦。

不过丈夫对这个喜讯还是有他的考虑。一年前我曾经自然流产过一次，所以在头三个月的期间平安度过之前，他不会放松警惕只顾满心欢喜。我知道丈夫是对的，但根本没有像他那样谨小慎微，说实话，我也没打算要有什么可“小心”的。我开始发觉，自己每天都在和腹中的胎儿不停地交谈，把自己每天在东京的生活告诉给他，还向他描述爸爸妈妈远在加利福尼亚的家是什么样子。这种交流和共融相通的感觉，我是根本没有预料到的，简直就像是一道激动的电流，好像有一条细微的银丝把我们两个联接在一起。每天早晨我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感觉这个母子交融的生命线，每天晚上昏沉沉入睡前最后做的一件事，还是感觉，感觉……

在第八周，当我走在地铁站里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他打盹了。就是那样的，没有感觉。完了，我想。这可能么？我真地能肯定么？真要遇到麻烦了当然会出现各种表征 —— 反胃感减少，胸痛感削弱 —— 但是这些表征都还没有发生哪。也许，这一切只是我自己的想像而已，可能是已经逐渐习惯了、因此才不能特殊地感知他的蠕动。也许，那所谓的生命银线本身就是我一厢情愿的幻想？我实在是不知道。

然而我确实是再也感受不到体内生命的迹象了。我试图不去想这件事，我试图劝服自己 —— 我不过是迷信或者大脑里进水。然而当下一次去医生那里检查时、医生看着超声波图谱告诉我“他已经没有了”的时候，我倒真是一点也不觉着意外了。特别自然地，我干脆“顺势”就病倒了。丈夫搭飞机赶到东京来，他又陪我去医院做了宫内膜检查，结果就是不妙。又过了一周，我决定继续留在东京做采访，丈夫则飞回家。一切就结束了。

或者说，一切想当然地就结束了。在西方文化里，自然流产似乎根本不被讨论；也没有任何民俗仪式或者典礼，专门来抚平因此而造成的伤痕。我自己所信奉的犹太教，尽管以其对生活小事的繁琐细致规定而著称，却是在传统上就对自然流产默不作言，而且似乎有关怀孕和生产的一切，犹太教根本就不怎么提起（因应若干女经师的呼吁，犹太教已经有所变化，与我生长在其中的那个保守时代已经不同。在最近的礼拜仪式上，经师也开始颂告为流产和堕胎而作的祈祷文）。基督教对自然流产现象，也是非常忽视的。

离开了仪节典礼在形式上的外在表现，那些实质发生的事物也就仿佛根本不存在。因此，即使在当前这个强调忏悔的时代里，女性也极少公开地谈论她们这种特别的损失。只有当你这个倒霉蛋和其她经历相同的人凑到一起的时候，才能听到那些故事，并且是被当作绝对隐私来讲，就连“讲”都是窃窃的耳语。你的姨妈，你的祖母，你的朋友，你的同事，那些你已经认识了多年 —— 甚至是已经认识了一辈子 —— 的女人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不少人还不止一次。然而，除非你是她们心中的“自己人”，这些秘密你永远也不会知道。

当代的女人们可能对流产所造成的失望格外地敏感。我妈妈那一辈人，一般都是两个月没任何动静以后，才去看妇科医生、检查是否有了身孕。在两个月之前，她们只认为“来晚了”而已。跟当代人相比，她们那时很难从点滴怀疑中挖掘出无尽的幻想 —— 不到事情板上钉钉，女人们都很少会告诉丈夫。

现在呢，据那位 Motherhood Lost 的作者、人类学家 Linda Layne 所讲，现代科技和良好的医疗护理技术起到了鼓励人们过早地将“社会人格”赋予胎儿的作用。可以说，麻烦的孕期护理甚至在真正怀孕之前就可能开始了 —— 平日里尽量不摄入哪怕一毫克的咖啡因、打消喝一口酒的念头、控制每一克的饮食结构、每天早晨还要吞服一大把孕期护理维生素……此外，药店还提供可以提前测量出荷尔蒙上升的各种东西，既增强了人们的预测力，也为许多原本就不存在的美梦之最终“破裂”而推波助澜。网站上也有各种各样的日期测算公式，还有什么“孕妇俱乐部”或者你腹中宝宝的“成长照片”。超声波还能检测出刚刚怀孕六周时那种几乎感觉不到的特殊心动速。女人们则开始和家人朋友分享小秘密，甚至开始琢磨起名字的问题了。在这个初生婴儿死亡率下降的当代社会里，“一切将顺利进行”是默认的规则。好，那么当事情并非如愿的时候，Layne 说道：“所有那些鼓动我们搭建那个‘社会人格’小形象的那些人，甭管是你的婆婆还是朋友、要么就是任何警告你‘一切以胎儿为重，一口咖啡不要沾’的人们，又都马上宣布，那个社会人格已经终结了。竟然仿佛任何事根本没有发生过”。

关于大家不讨论自然流产的原因，确实有很多。美国人就是不喜欢不高兴的结局，我们鼓励从死中发掘重生。还有些人不愿意谈论流产的原因，是不想给高龄孕妇造成社会舆论压力。随着孕妇年龄的上升，流产率也就增加，那些努力想缔造小生命的母亲们，也格外地害怕自己到头来会因为流产而被社会指责，怕大家批评她们“为什么要拖得那么晚”。有些时候，我们自己都可能会这样责骂自己。

然而于我而言，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隐隐作怪：我自己的政治主张—— 赞同堕胎权 —— 送给自己一个公然的藐视。所谓社会人格，可能与生物人格和法律人格都不同，但是那一段生命银线确实摇醒我、牵动了我，“他”和我之间有了切肤的真实感觉。这一切，都与自己公开宣称的对于“生命何时开始”所做之解释，截然不同。当然，我那些关于科学政治和道德观的信念并没有改变，我告诉自己，“这”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孩子。然而就在同时，我也不能否认，他确实是一个“什么”。本来嘛，怎么可能为一个我根本就不认为它存在的，而感到悲哀呢？现在意识到，关于堕胎的讨论实在是一个融汇多元主题的交锋，试图穷究这种内在的矛盾心态实在极度危险。然而在政治辩论中，却从来没有“噪音妨害”这个词汇。

流产后的几天，我整日里就像在一团灰朦朦的雾中行走，我不知该怎样对付自己心底的悲哀。我照常上班，也和朋友们外出，但是一切的动作只感觉是机械性的，自己说话的声音都是阴暗低沉。然后，我想起了地藏菩萨。我给一位日本朋友的母亲打电话，请教在哪里可以上香供奉。“我不能告诉你”，朋友的母亲说，“你只能自己找你想去的庙  ——那是缘，你的命运”。

终于，一个日裔的美国朋友回东京探亲的时候，告诉给我一个去处 —— 增上寺（Zojoji，作者英文原文作 Zozo-ji，有误）。增上寺是一座十四世纪修建成的庙宇，在东京还叫做江户的时代，那里是德川幕府将军的家庙，很早便是供奉地藏菩萨之所在。凑巧，增上寺就在东京塔附近，离我的住处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在去增上寺的路上，我在一个玩具店停下来，买一些供品。但是你能给一个原本就不存在的孩子买什么玩具呢？我先看中一个 Hello Kitty 的小球，然后是小老鼠样子的手鼓，还有一个包子太郎 —— 传统玩具里的一个超级英雄，但是头是用甜豆饼做成的。现在也没工夫细挑了，我把三个全都拿上。

“请问如何写呢，送给……？”女店员拿起礼品纸，问我。我迟疑了一下。这些是礼物吗？似乎不算的。

“那么是买给您自己的了？”见我不作声，她又问。我还是不知该如何回答。

“嗯，我想……这样就成了”，我最后说，“不用包装了，就这样吧。”

东京的街头很少有路标，要想顺利地找到增上寺，就是一段连续的挑战了，于是当我在街巷里穿行的时候，时时地看着东京塔，来判断自己的方位。东京塔彷佛巴黎埃菲尔铁塔的翻版，只不过是红白颜色的。这里的街巷出奇地安静，低矮的老式建筑随处可见。在一个门前，我向里一瞥，见到一位卖竹笋的老妇人，旁边是一部摩托车，停在昏暗的餐馆门口。

终于，我跨进了一座山门。猜着自己总算到了，我便走进了面前的庭院。只见在花园小径的尽头，有一个现代的雕塑，一手怀抱娃娃，另一手怀抱神将，还有两个裸体的小婴儿，咧嘴露出可爱的乳牙，他们在雕像脚部抱住大袍子，向上方探头望。雕像前，有人留下了一个 Kewpie 丘比娃娃。

“打搅了。请问这里是增上寺么？”我问一位正在扫落叶的老妇人。我的日语尚可凑合向别人发问，然而却听不懂人家的回答。她示意我稍等一下，然后找了一位灰头发的大和尚来。大和尚披着黑色的袈裟，用不错的英语礼貌地告诉我 —— 走错地方了；并且还向我示意正确的方位。一瞬间我曾想：何不就在此算了呢？不过，我还是已经定了主意，必须去增上寺。在离开小园子的时候，我能感觉到，那已经失去过一次的，正在强烈地拉着我。

其实我从前还真没意识到，对于那些流产或被堕下来的胎儿，英语里从未有一个特定的称谓。在日文里，有一个词叫做 mizuko ,意译就是“水子”(water child)，自从很久以前，日本佛教就认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种慢慢变化着的“存在”，彷佛是流动着的液体。孩子们在成长到七周岁之前，都还是“液体”，尚未“固化”入人类的世界。同样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也是“向液体回归”的过程，在六十岁的时候要举办庆典，以昭示“第二次的诞生”。为了理解这种生命哲学，我后来又查阅了《禅中妇道》(Paula K.R. Arai 著,Women Living Zen）等书籍，发现所谓“水子”就是在这个生命溪流中某一点游弋、然而既非生存又非死去的一种特殊状态。根据佛教的生死轮回之说，今天的日本人仍然相信，地藏菩萨会保佑水子顺利地找到一条在生命激流中的出路。Arai 写道：“人们将水子送走，祝愿他在来生修得福缘。大家总是相信，他们必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刻进入人世。”

地藏崇拜最初是由妇女们进行的。William R. LaFleur 在其著作《水意人生：日本的堕胎与佛教》(Liquid Life: Abortion and Buddhism in Japan)中谈到，据实物考证，在路边修造地藏菩萨像以保佑流产、堕胎、早产和死亡的婴儿，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堕胎数目的上升，以成行成列的地藏菩萨像为特征标记、结合了请求宽恕与寄托思念的“水子供养”（mizuko kuyo)仪式才开始规模成就。堕胎在日本的合法化，是二战以后的事情。日本社会把堕胎看作是一种出于实际需要而不得不做出的遗憾抉择。日本官方对育龄妇女堕胎的统计数据是千分之二十二，这与美国的情况不相上下，然而民间估算的实际堕胎率是官方统计结果的两倍。日本直到1999年才允许人们随便地获得堕胎药，或许这是堕胎率此前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对获取堕胎药做出限制，有防止道德败坏和控制疾病传播的考虑，当然也要“感谢”做为既得利益者的医生 —— 施行堕胎手术可比卖堕胎药丸获利更多。

在日本，堕胎不是一个社会论辩的焦点，也没有任何政治利益纠葛其中，日本根本没有一个类似于美国的“倡导生命”（pro-life)的运动。日本人既接受堕胎现象，也认可“水子是一种生命形态”的观点。我总是纳闷他们怎么能把这两种在我们看来是水火不相容的事物融合起来。或许我的问题要改一下罢 —— 美国人为什么不能接受二者的统一呢？

LaFleur 曾经估算，堕胎的日本女性中有一半都会认捐水子供养。她们可能请僧侣主持正式的仪式，也可能非正式地做些供奉；有的人在一般的寺庙里上香颂经，有的在木符上书写道歉的话语；供品的形式不拘一格，可能是食物、饮料、香烛或者玩具中的任何东西；仪式既可以是一次性的，也可能是每年每月都要定期举行；有的妇女花费大约五百美圆“请”一尊地藏菩萨，有的则是在寺庙的功德箱里塞进几百日圆，还有的时候，夫妇二人共同参与水子供养。如果他们已经有了子女，还会把子女也带上，算是对一位未曾降生的兄弟姐妹的纪念，这样说来，水子供养仪式既是寄托怀念，又是家庭的团聚。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无论是堕胎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水子供养都是一件既令人感到满意又让人十分挠头的事情 —— 一方面，公众舆论和心灵信仰上都承认一个潜在的生命被失去了、要表示哀思；另一方面，进行水子供养的人从没有因为堕胎而感觉羞耻。

当我到了增上寺以后才发觉，这个地方是根本不会被认错的。这里古建林立，供养园足有一个橄榄球场的面积大。我在成行的地藏菩萨中穿行巡视，只为找到一个能够摆放玩具的空位。某些地藏像头顶上的针织红帽，由于年代久远已经破烂不堪了，只剩下附着缠绕的缕缕红丝。四下里古树荫翳，日光昏暗，远处有一只黑猫在栅栏上瞪着我，我心底只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直到几个月后回到美国，我才发现了水子供养那阴暗的另一面。在过去几十年间，专门为水子供养而修建的寺院在如雨后春笋一般滋生，某些出家人在利益的驱使下，大肆渲染水子会给人带来不幸：无论是流产的还是被堕胎的，水子都会因为不能投胎人世而怀恨，而如果不好生供养，他们就会伺机报复。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水子供养达到鼎盛阶段，某些“企业化”的寺庙那时甚至在杂志上刊登这样的商业广告：你的孩子在学校的功课可是不好？你是否比从前更容易生病？你的家庭最近是否遭遇财政困境？这都是因为你没有善待水子、疏于供养的缘故！

由于地藏菩萨像价格不菲，利用恐惧心理来掏妇女们的腰包，就成为一项极其有利可图的买卖。紫云寺是日本最有名的现代式水子供养地点，那里的山坡上矗立着数千尊地藏像。这种心理胁迫式的手段很让人感到不妥：利用精神压力“强卖”的供养仪式，还能给人们提供心灵上的慰藉吗？亚利桑那大学研究水子供养的学者 Elizabeth G. Harrison 告诉我：“我们可以认为日本女性是被诱骗或者强迫进行水子供养的，但是人们平常又怎么谈论日本女性来着？所以只能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那就是，某些妇女确实从水子供养里得到了她的心理需求”。可能就像水子供养本身一样，对它的评价也是众口不一，不同的观点互相撞击，但却没有解不开的矛盾，因为每一种解释都各有合理之处。

现在我能想起来，那天下午当我在增上寺的时候，置身于地藏像的包围圈，我彷佛觉着，不知在何时的过去里我曾经来过“以前的”增上寺。在我那不知能否算做“回忆”的思绪中，小花园本来是温馨可爱的，僧侣们本来是与人为善的，那时还没有这一群“地藏菩萨石头军团”，也没有破烂的小红帽，一切都在向人们传递着希望和安慰的信息。我真想回到那个增上寺去，却突然想到，也许那本身就是个虚无缥缈的世外桃源？何况实际说，没有街道铭牌，我又如何去找寻回去的路？

不过错中逢巧，我还真找到了刚才离开的地方，又看见那位指路的大和尚 —— 他正用两把鸵鸟毛掸子在小心地擦拭一辆奔驰轿车。简直就是生意人的模样嘛，我心里想。对某些佛教徒而言，打扫卫生就是清拭心灵，Paula Arai 也说，在庙里劳动擦木地板，就好比在擦亮自己的心。我倒是一直琢磨 —— 擦奔驰车不会也算是清修的功课？

他见了我，笑道：“您找到了？”

“是的”，我说，“不过我还是更喜欢这儿。我能在这里呆一会儿么？”

“请随意”，他说。那我就试试随意吧，我心里想。

仔细一看，发现花园里的雕像确实不是地藏菩萨。那是一尊观音（Kannon)，是慈爱的女神，有时人们也对观音许愿、奉献水子供养。观音男女合体的脸庞是安静的，但不温暖。观音脚旁的小婴儿的表情，解读起来也颇费劲。我会不会惊吓到他们了？还是扰他们分神？或者，这些正在观音身旁玩耍的孩子们在回眸一瞥里，还是忘不掉那曾经怀育自己的母体？他们的心里难受么？还是说，我正在把自己心底的隐隐作痛强加到这些孩子们的身上？我凝视着观音脚下的丘比娃娃，那是一个快乐的西方娃娃，脸颊绽起酒窝，他的表情倒真不是难以揣测。

我把带来的玩具最后放在观音脚下，就在这时，远处悬铃叮呤一响，和那纸风车的欢笑若有相似。我惊愕地抬起头来。铃声持续了仅一秒钟，就不再响起。我绝对是个犬儒主义者，做记者的好材料，然而愈来愈强地，我有了“相信”的感觉。

我的玩具摆在丘比娃娃旁边，很般配，整个地方都显得稍微高兴了一些。我真喜欢这儿，我喜欢那花园里纤弱的薰衣草包融着我的感觉，还有身边那野生的茑尾草卷边的大叶，草丛里散放着几株杜鹃，几点飞蓬菊，还有山茶，它们和我在家里种的花一样。半空里乌鸦在叫 —— 这是东京永不停息的背景音乐 —— 还能听见来往的车流像黄蜂一样闷声嗡嗡。不过在这个城市中，这个小花园就是一个可以沉思的地方。我终于放松下来，可能我的缘终于有了着落。

晚霞也坠去了，园子里开始变冷，可我还不想走。我为一些不可在这里与外人道的秘密祈祷了一会儿，然后合掌三击，就像我在其它神社里见人们所做的那样，然后向后退几步，又盯着观音那没有表情的大理石面庞。那儿真有慈爱么？

寺庙里已是人迹散空，坐奔驰车的大和尚和扫地的老妇人也离去了。我从钱包里掏出五千日圆（约四十美圆），装进一个封套。“致下午五时所见之大和尚：”，我写道，“可否请您为我与我的流产胎儿颂一遍莲花经？（落款）打听增上寺的外国女人”。

我把封套从门缝地下塞进去。我不知这么做是否恰当，也不知大和尚会不会为我念经、给我的孩子超度。但是，这世界上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或许，学会在问号中生活，懂得不是所有事情都有个尘埃落定的终结，是我应该去做的。从一个对于生命的起始做非黑即白激烈争论的国度来，我从未料想到，今天，现在，在这么一种灰朦朦的色彩里我会感到如此舒服。有关“水子”的概念，在我看来颇有道理。我所经历的那一个，不是一个全部的生命，也不是彻底的死亡，而是一个真真切切的失去。也许我的水子在下一次会形态完备地回来找我，也许他会投向别的人家 —— 真是奇怪哦，就连那样的想法，也让我感到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