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在中国》
蒋中正
四十六年六月十日出版
第一编 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
第三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发展
第十节 西安事变
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民国二十三年底，五次围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治任务。
民国二十年，中共特务工作领导人顾顺章向我政府自首，因而共匪在京沪的所有机关和组织，先后被我们完全扑灭。他们的所谓「中央委员会」亦整个瓦解，而不得不移至赣南匪区，重新组织。到了二十四年的秋季，陈立夫向我报告，周恩来在香港与我驻香港负责人曾养甫，经由友人介绍见面，希望我政府指派代表与他们进行商谈，而且他只要求从速停战，一致抗日，并无其它条件。周恩来又于九月一日致函陈果夫及立夫，申明中共要求停战抗日的立场。
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共发出「停战议和」通电。随即由周恩来代表中共，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到上海与张冲会商。当时我得到这个报告，对于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一节甚为怀疑。但据立夫考验后，知道潘持有他与共产国际通电的密码，及其来往电报无误。我认为此事真伪虚实，对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问。潘汉年乃即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政府对中共所提的条件为下列四点：
一、遵奉三民主义；
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
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
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
经过了长时间的谈判，最后他们终于接受这四项原则。一切条件大抵都达到协议，只待我回京作最后之核示。
在这同一时期，共党在各省亦开始发动其「和平」宣传攻势，而以陕西为其第一目标，并对张学良与杨虎城积极勾结。而且张学良所部的东北军中，发现其「抗日不剿共」的宣传品，并有张杨皆与共党已发生直接关系的情报，所以他们在西安竭力掩护共党份子及其外卫组织的活动，于是「第三党」与「救国会」公开作反动宣传，亦毫无顾忌。这一事态的发展，如不设法防止，势将演成叛乱。我乃亲往西安坐镇，并准备在年终召集一般将领开会，宣布中央对剿共与抗日的方针，说明共党和平攻势，及其所谓「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口号的作用所在，使之不为共党煽惑。就在这个时候，即十二月十二日，我在西安忽被张学良和杨虎城以暴力劫持。我当时就断定这是张杨二逆受共匪欺诈，甘心被其利用，不惜予国家以致命的一击。所以张学良前来见我时，我就简单明了的训斥他说：「无论其为个人利害，或国家安危，只有立即彻悟痛悔，送我回京，勿再自投魔鬼共匪的陷阱，及今悔悟，尚未为晚。」他在这样情势之下，就不敢提出其所预定的八项条件，只说内容复杂，没有如我所说的那样简单，反要求我先行息怒，容他尽言。我就斥止他，不许其提任何政治有关的事。直至第三日，他才含糊其词，半劝半求的说出他们所共同议决的八项条件，并说只要我应允签一个字，他就立即亲自送我回京。（注）我乃对他说，无论你说得任何动听的请求，在你西安劫持威胁之下，绝无商讨余地。但是我也知道，即使张等有悔悟之意，而其主谋之共匪，必认为千载一时的良机，也就是他匪党的一个生死关头，非迫我接受他的条件，即必制我的死命。我在此时，只有下定舍生取义的决心，对叛徒始终拒绝与他们商谈任何政治条件。国民政府亦不理张杨的荒谬要求，立即下令讨伐。
二十二日，蒋夫人突然来到西安，我见面第一句话告诉他说：「十日来叛徒每日用各种手段，只要求我在其条件上签字，就可送我回京。你来共患难，是为公而非为私，一切须以国家为重。如有叛徒以任何条件，托为转劝，必严厉拒绝。我们宁死，亦不可答应。」蒋夫人此行下了决心，他回答我道，他重视我的人格，甚于我的生命，他决不劝我有违背素志的行为，他只愿与我同生死。过了三天，到了圣诞节二十五日下午我们终于无条件的脱险回京。
但是这件震动世界的事变之真相，到了事后才得完全明了。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不过当时张学良与共党直接的接触，已有半年之久，故共党与张之关系，亦自到了相当的程度，而且首倡此议的杨虎城，其与共党勾结更深。即如今日在日内瓦代表匪伪与美国詹生大使举行谈话的王炳南，就是当时杨虎城的私人秘书，于此亦可了解共党对此案的策动及其关系为如何了。又因为他们在西安勾搭，恐易被我中央发觉，故张与共党的秘密接洽，乃在陕北的延安举行（当时延安守军还是张的所部）。
我记得当时有一位报馆主笔，亦是我们辛亥前的革命老同志张季鸾，来华清池见我，谈及陕北共党勾结东北军的不稳消息，他认为这恐是共产党使用反间的一种手段，须加注意。我就对他说：「你是陕北人，关于你家乡问题，自必格外关切，请问你们在延安的记者，最近有什么重要消息么？」他说，谣言很多，但是他不相信这些无稽之谈。其它就吞吐其辞，欲说复止，他只说这些谣言，不要说他，自然会止息的。我乃自动的问他说：「你所谓谣言，是否亦听到了张汉卿与共产党在延安面商拥护中央，一致抗日的消息么？」他忽现惊骇之色，但是他很直率的答道：「是的」。接着他又说，他不相信这个消息会是真的。他且对我分析的说：如其他们果真是拥护中央，一致抗日的话，那张汉卿必会坦率的报告中央，决不会越过了中央，与共党私自勾结。所以他认为这个谣言，至少亦是共党的反间阴谋作用。然而最近谣言太多，亦不能不小心防范。我听到他这番话，更觉此事严重了。他乃又继续的谈下去说：目前倒是另有一种情势，不能不特别注意的。就是西安社会上弥漫着「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空气。他此次来西安视察已有十日，感觉这个问题严重，比其它一切问题更为紧要。他就问我对于这个「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意见如何？我对他说：「一致抗日，是中央一贯的政策，而且亦是去年江西剿共完成以后，既定的方针。但是大家应知共党的用意，其目的并不在『一致抗日』，而是以『停止剿共』为其唯一目的，而其所谓『一致抗日』，不过是其过渡的手段而已。所以今日吾人不能不加以研究的，就是如何乃可使共党真能一致抗目的问题。你们报馆主笔，应该将这个意思彻底阐明给一般社会了解。」他说可否将你的意思，先告诉他在西安的一般朋友呢？我答道：「当然是可以的，而且我亦就要在本月中旬召集高级将领开会，来讨论这个问题。」后来西安事变发生时候，大公报在西安上空所散发劝告张杨与东北军的传单，其大意就是当时我在华清池与张季鸾谈话的要领。这是在西安事变约一星期以前的事。现在回忆，更增感慨。
至于其在事变以前，对张杨进行策反工作的，除了极少数的共产分子之外，其它如公开作反动宣传的，并不是共党，而是其共党的外卫组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第三党」与「救国会」以及所谓「学生联合会」等中立份子。可是这些中立份子，确实不是共产党员，而共产党亦不要他们加入其组织，取得党籍，只要他们采取中立态度，或以第三党名义发言就够了。正因为他们不是共产党，所以都能够明目张胆的在西安散播谣诼，煽惑军民，并对张学良及其部下，竭力施展其包围挑拨的伎俩，发动其攻心战术，时时予张以不断的刺激，最后张学良卒以其「剿共」与「抗日」的矛盾心理弱点，竟被他们攻心战术所突破。但张学良并不承认他被共党所煽动，而其初意，是他抗日复仇的心切，乃想利用共党力量来一致抗日。从张学良自述其事变以前的经过，分析他被共匪诱惑生效的原因，并不是共党有什么真正伎俩，而其根本还是在我们内部有了矛盾，自己心理发生动摇，所以他共党才得乘机而入，针对我们的矛盾与弱点，来尽量扩大为其利用而已。他又自述其从二十余岁起，担当方面军任务以后，参加内战，已是不少，乃用他自身过去的经历，来判断其利用共党抗日的看法。例如于学忠原系与他对敌作战的，但由他收编以后，乃成为他忠实的部下；宋哲元亦是同他对战很久的敌人，后来和谈后，就成为他的良友；而且他自己对我中央国民革命军亦曾对抗作战的敌人，但一旦为了国家的统一，归向中央，他本人就是很忠诚的服从中央，完成了统一。因之，他认为与共匪停战以后，亦必如过去各种内战情形一样，他总觉得共党亦是中国人，今日在某一问题上，虽已成为敌人，但明日在某一目标下，亦尽可为良友。他且说这种错误心理，不只其一人如此，恐怕过去好些将领，犯了这个错误的人，亦不在少数。他又接下去说，当时对共党实无深刻的研究，只认他们所说「停战抗日」是出于一片爱国的诚意，那里知道对共党根本上认识已错，自然亦就拟于不伦，所以其它一切推断，亦就大错而特错了。
最后据张学良又自述其在事变期间的心境，最初发生事变之后二日内，与我数次谈话所得的结果，及见我的态度与决心，无法转移，自知其预定的计画，已无实现希望，其内部亦发生问题，并不如其在事前所想象那样容易；而当时特别增加他刺激的，就是他接到南京下令讨伐的电报，更觉情势险恶，已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乃于第三日才决心派机接共党代表来西安，商讨合作，参加他们所谓东北军、西北军（杨虎城）与共产军三位一体的军事委员会。至此西安事变乃就完全变了质，而其中共本身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其外卫组织的中立主义活动，互相策应，乃构成其所谓「一面联合，一面斗争」的作战方式，来达到其对张杨所预期的目的。
（注）张杨通电所提的八项条件，就是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救国会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
（六）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七）确实遵行 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这八项条件显然就是当时共匪及其同路人的政治口号。其实质的意义就是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剿共军事，放任共党及其外卫团体的活动，采取联俄容共政策，召开所谓党派会议，改组国民政府为联合政府。